一月,是被各种忙碌推过来的,正好与冒冒失失的她撞了个满怀,她厚着脸皮赖着时间陪了她好几天,才摇摇晃晃从那股懵劲儿里走出来。当时的大脑,就像在听高中时的物理课,不是短路,就是断路。甚至都忘记,还要去日子里找故事。
在这个不太冷的冬天里,她又华丽的感冒了。各种小毛病无微不至,轮流照顾她,酝酿了一个小小的“惊喜”,让她在镜子里收到一个形容憔悴的自己。她恶狠狠吼着它们去打扫她的唉声叹气去了。
对于她这种安乐小康型的女孩来说,期末足以把她吓得四下逃蹿,就连地洞也对她阴沉着脸。在逃避里执著的人,哪里会有安稳收留她。而真正的安稳,是你的心趟过这些问题时,沉淀得从容平和,波澜不惊。
她打发走那些尽心尽力哄她开心的休闲娱乐活动,集合了所有的知识点,很认真的认识、了解它们,由陌生到熟悉,就像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她希望她们的友谊能够四季常青,至少青到期末考试结束。当她随便动动哪个脑细胞时,这些知识点能够对这个暗示心领神会,最好秒速赶来,帮着体现一下她的思维敏捷。
最后的最后——回家!
“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是张爱玲曾经谈到的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风华绝代的才女一个重大的发现,并自始至终地操作为她所有作品的主旋律。
她笔下的人本质始终都是自私的;她笔下的人心总是那么寒冷,迷失,怅惘。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彼此相爱得心照不宣,虚荣的白流苏却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嫁掉,目的仅仅是为了嫁个体面!《殷宝滟送花楼会》中,殷宝滟拜师于罗潜之的门下,“——有了空,就念法文,意大利文,帮罗先生翻译音乐史……罗先生真是鼓励我了的——你不知道我们的事吗?”这位乖巧,玲珑剔透的美女子,一面哄瞒着疑心重重的罗太太,让她(罗太太“渐渐知道宝滟并没有勾引她丈夫的意思,宝滟的清白危胁着她。”另一面,她却“常常(同罗先生一同出动去,他吻够了她,有别的指望”甚至明里直呼罗先生“Dealing”。一种人性化的扭曲,一种情、义、理冠冕堂皇掩饰下的阴暗面暴露无遗。
任何一个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无外乎有两种:跨越或是同构。张爱玲应该属于后一种,她本人与作品中的人物有极大的同构性。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如《封锁》中,只捕捉电车上狭隘短暂的一暮,吵闹,拥挤,人与人之间的隔亥且难以沟通……抑或是表面上的亲热,敷衍,内心深处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何尝不是张爱玲内心深处赤裸裸地灵性与虚伪抗争的映射与写照?
何况,张爱玲是奇女子。从小就要“做个特别的人”,曾有句一度有争议的“出名要趁早”。她出身名门,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张佩纶;外祖父是清朝名臣李鸿章,其父却只是个封建贵族的遗少,恶习累累,性情暴戾,抽鸦片,娶姨太太,动辄讴打儿女。张爱玲曾在一部作品中这样记录其父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向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就是被关禁闭,一关好几个月。又幸染上痢疾,幸而姑妈舍命相救,否则就照她想“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童年的不幸,令幼年时期的张爱玲心灵上遭受过过度过早的伤害,刻下难以抹灭的阴影,以致在她以后漫长的生涯中对整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疑惑,也造成了她性格与作品中时时渗出沁人的冷意。
她的笔下没有真正的亲人,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没有真爱。她对她唯一的弟弟也乜着眼看;对她的朋友炎樱,姑姑也做到了锱铢必较,小帐小事小非都要分得一清二楚。至于“爱”,张爱玲是所有的现代女作家中,最能把“爱”还原到透明的人。《留情》中米尧晶与敦风表面上卿卿我我,羡煞多少不明就里的人,其实敦风这样说:“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了我的打算——反正大家心里都明白。”无论是作品中还是现实中,在第爱玲的眼中一概抛却形面向上的情,赤裸裸地直捣物质上的贪欲和本质上的虚伪。
因此,“苍凉”在张爱玲细腻敏锐的笔触下一如既往地长歌当哭,触目惊心地鲜活在灵与肉,情与物的挣扎里。活泼与绚烂也一日日僵死在刻板的生活模式里。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两次婚恋。令她一见倾心的敌伪报纸作家胡兰成,这无疑是一段孽缘。新婚燕迩不到半年,胡先是与周姓护士有染,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胡正与叫范秀美的女子明目张胆的同居。多少羞恨多少孤寂多少悲哀?在张与胡短暂的啼笑姻缘里,却仿佛唱尽张爱玲漫长生涯中的生命真相——苍白与凄凉!
张爱玲于1955年抵达美国,很快与长她27岁的美国人赖雅订婚。赖雅是个百分这百的共产主义,而前夫胡兰成是个汉奸。这一强烈的反差,一度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与绯议。又有人提及张爱玲于1952年于香港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具鲜明的政治倾向。但婚恋似乎与政治倾向不能相提并论,也只能道出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与写作存在小小的分岐而已吧。时代,国家,□□□浓缩于她现实生活中的一角,或是诉诸于她悲观感叹的笔下,无非显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平凡男女的平凡悲欢,或者是呈现的是遥远的社会波澜与跌宕中一个与之相和谐的音符吧。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17岁时的惊世之言。
一度华美的衣袍,在喜怒哀乐中经历了辉煌衰败,沧桑变幻,慢慢趋于黯淡,直到虚无。
一代旷世之花,凋谢于1995年8月8日美国的洛杉矶公寓,一个无家具,无床的冰冷的地板上,身上覆盖一张薄毯子。天才的慧眼过早地洞悉人性的弱点和世事的沧桑,至死仅裹走一张薄毯,至于上面有没在虱子,不得而知。如果有,应该是一只只叫做“苍凉”的虱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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