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修辞手法写景物的作文【一】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用修辞手法写景物的作文【二】
陈望道的符号学思考大多集中于第二篇，他认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体、意义，都有固有和临时两种因素”，储存在大脑中的声音、形体与意义都是抽象的，只有固有因素，在实践与运用中才被赋予临时因素，被赋予具体的用法。这里是说，经验世界被范畴化后储存于大脑，此外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同时具有理据性与任意性，就这两点而言与索绪尔几乎是一致的`。
但同时他更加强调了社会因素的作用，语言活动中必须有情境与题旨的参与，这一点其实在全书中是一以贯之的，在《发凡》全书中，其实是有能指与所指稳定结合的锚点的，如陈望道认为消极修辞的记述表达法式是“概念的、抽象的、理知的”，而积极修辞的表现表达法式则反之，而即使是表现境界中也可以使用消极修辞，《发凡》认为表现法式受社会意识影响最深，其实就是说记述法式更接近“固定因素”，是更接近事物概念本身的。我们在接受消极修辞的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就语词本身进行概念与逻辑的推算，而积极修辞则是通过社会经验进行联想，但同时陈望道也指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并不是截然分明的，二者常常缠夹不清，一句生动的言语中自然也包含有记述的成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两种思维方式应该是常常同步发生的，只是我们对二者运用的强度有些许差异。这种观念并不是模糊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界限，让原本清晰的分类重归混沌，实际上在研究中还是可以明确区分二者，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使得修辞超越了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组成的组块各自孤立的排列组合游戏本身，而进入了更深层的语义学层面，给了语义分析一定的启发，也是陈望道不片面追求便捷而削足适履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