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说到了老鼠哥哥的鼠族有一个小老鼠丢了,老鼠哥哥知道了小鼠是被白猫警长抓走了,小鼠被救出来了吗?
大家都在为小鼠担心,白猫警长一向是设计圈套引老鼠进警察局,从来没有老鼠从他的手里能逃出去,这是大家最为顾虑的地方,老鼠哥哥想:小鼠肯定要救出来,不然就会牺牲了,有什么办法既不让鼠族的老鼠减少,又可以把小鼠就出来呢?老鼠弟弟正在想办法,小鼠是被白猫警长抓走的,肯定不好救出来。
老鼠弟弟突然站起来说:“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出小鼠了。”“什么办法?”老鼠哥哥问。老鼠弟弟在老鼠哥哥的耳边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老鼠哥哥说:“嗯,好办法。就这么办。”大家哪里知道老鼠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只是老鼠兄弟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老鼠哥哥说:“大家把进出的所有门都关好,我给你们做的饭在厨房里,你们吃了自己去取,千万不要出去,以免被白猫警长发现,我和弟弟去救小鼠。
老鼠哥哥把一切交代完了后就和老鼠弟弟出门了,老鼠哥哥进了白猫警长的禁地,小鼠就被关在那里,老鼠哥哥跑出来告诉弟弟:“小鼠在禁地里,禁地进口处有红外线,记得戴上墨镜,小心一点,我走了。”老鼠哥哥故意闯进了白猫警长的`办公室,怒气冲冲的说:“你还我小鼠。”白猫警长知道总会有人来要小鼠的,白猫警长故作不知道,说:“这里那有你的什么小鼠呀?你没搞错吧?”老鼠哥哥说:“我家小鼠肯定是被你抓来了,快把他交出来。“
白猫警长说:“我没抓就是没抓,不信,我把所有队员叫来,你问问。”白猫警长抓小鼠的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他队员根本不知情,而且禁地也不是谁都能进的。
老鼠哥哥在和白猫警长吵架的时候,老鼠弟弟已经开始行动了,白猫警长的最大的漏洞就是禁地没有队员看守,老鼠弟弟过红外线简直小菜一碟,老鼠弟弟上过学,上学前都要军训的,老鼠弟弟知道白猫警长禁地的红外线能动,老鼠弟弟只能用翻筋斗之类的动作过去就小鼠了,而另一边白猫警长已经把队员都叫来了,老鼠哥哥问了半天,谁都说不知道,老鼠哥哥对白猫警长说:“你们已经串通好了,快还我小鼠。”老鼠哥哥在吵架的时候老鼠弟弟已经把小鼠救出来了。
白猫警长对老鼠哥哥说:“你再回家找找,没准他在和你玩捉迷藏呢。”白猫警长把老鼠哥哥打发回家了,老鼠兄弟成功地把小鼠救出来了。白猫警长一星期才看小鼠一次,他发现了吗?敬请观看下一集老鼠兄弟之逮捕归案。
著名作家余华的新著《兄弟》看完让人非常困惑,很难将这本韩国影片一样装祯的小说和余华这个名字联系起来。至少我作为一名读者,实在想不到这本书居然是余华写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余华不能写这样的书,只是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浪费。
如果世界上必须有那么一本书,它的头两章需要围绕的女人的屁股浪费掉几万字,那么我希望这书的作者不是余华。因为这种事情只需要一个具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怀着对女厕所的一定热忱就能在半天内干完。是什么让余华在《兄弟》一书里执意要亲自动手,不厌其烦地描写屁股,实在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看完《兄弟》(上)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告诉我全文和头两章有什么关系。如果《兄弟》一书直接从第三章看起,可能效果要好得多——-避免了看到一个著名作家的病态行为,并且不在这种病态上面浪费太多时间。
如果世界上必须有那么一本书,它讲述故事的时候总让你有种脱帽致敬的冲动,那么我希望这书的作者不是余华。如果余华失去了他鲜明的个人特色*,失去了他讲故事的能力,我希望他还能保持体面的沉默,而不是继续不知疲倦的说下去。《兄弟》(上)的前半部里,我不得不向王朔起立致敬,为了他的那本《看上去很美》,我现在看到余华版的了。在下半部里,我不得不向意大利导演贝里尼起立致意,为了他的《美丽人生》,我现在看到中国版的了。我的问题是:余华干了点什么?
《兄弟》据说是余华从百万字的家族史中转型而来的结精,按照他的话来说,是从一条小路出发,最终却见得了一个宽广的世界。恕我直言,我实在看不出什么世界来,这本书是彻头彻尾地在试图愚弄读者。
它就是一本通俗小说,通俗且恶俗。如果不是想钱想疯了,就不会把这么一本通俗小说写到40万字,而且分上、下册分别出版。这给人的感觉是余华突然想去挑战海岩,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所以,《兄弟》里才出现了香艳的臀部、小朋友的性*冲动和类似电影《美丽人生》一样的煽情故事。它的目的是满足从中学生到离休干部所有的需求,因此怎么看怎么像是一锅杂烩。
如此空洞无物的作品居然出自一名严肃作家之手,简直是对这个职业的侮辱。通篇对文字的炫耀,毫无创意的故事情节,甚至是对电影剧本的直接模仿,居然也敢于把这种杂烩端到桌上,当做年度大餐提供给读者?谁给予了作者和出版商这种勇气?让读者去分辨大餐和猪食?端出这么一份东西,作者难道不感到羞愧吗?这写的都是什么啊?
作为职业作家,我觉得对读者最起码的诚实和最基本的专业素养是应该有的。《兄弟》这种似驴非马的东西不应该出自一位成名的严肃作家笔下,尤其不应该出自余华的笔下。职业作家写出那么业余的东西来,值得自己反思一下。
西部电影之于美国人,就如同武侠电影之于中国人,代表的是一种“褪色的流行文化”。这类作品在特定的受众群心中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就连起初的模式也非常相似——二元对立的正邪较量,与现在市场上众多主流的漫改超级英雄模式无限靠近。而正是这样的超级英雄影视作品,在本土冲淡了西部电影的魅力,在海外取代了传统的观影形式。
在西部片已经衰落的二十一世纪,满足美国人民个人英雄主义幻想的任务落在了超级英雄的肩膀上,西部风格的影视作品急需一场转型。此时的西部非彼时的西部,用暴力伸张正义貌似不再可取,用拳头捍卫利益也与时代格格不入——此时的西部,是一个处于现代文明大框架下的边缘地区。一边被现代所带来的一切事物深刻的.影响,一边保留了不少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特色——那是在先进地区找不到的特色。
在《赴汤蹈火》中,就充满了新旧世界的交替和辨证。兄弟两和跑车男的冲突,牛仔在当代社会仍要为火烧草场而操心的无奈,不少农民在生活中拮据却仍要去赌场的“闲适”... 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文明人用文明规则制约野蛮人,野蛮人却还在用野蛮方式生活。既要接受文明世界的条条框框,又跳不出自己落后的生存方式,这是本片一切事件发生的基本动机。
《赴汤蹈火》的两位主人公就是在大环境下艰苦求生的社会边缘人。哥哥是一名恶事做尽的罪犯,弟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但两个人有着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穷。仅守着的一块土地,好不容易发现了石油,却要被文明世界万恶的银行收掉。弟弟就算是安分守己,也不能活活被银行逼死。就这样,在弟弟的提议下,两兄弟铤而走险,决定抢劫。而且只抢剥削自己的银行。
当一个坏人知法犯法的时候,那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但当一个好人决定触犯法律的时候,这可能就有社会的问题了——怎么会把好人也逼上了犯罪的道路呢?在电影中,虽然是两个警察和两兄弟的追捕和逃窜的关系,但真正的反派是银行。说到银行,连来自文明世界的律师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在警官询问目击证人的时候,那几个牛仔更是不屑的说“我足以目睹一个压迫我三十年的银行被抢劫”。两兄弟的铤而走险,反而成了底层人民为争取权益而呐喊并付出行动的力量,犯罪反而让人觉得底气十足。这种荒诞的感受正表达了其精准的政治控诉,确立了其“反抗”的主题。
但这好歹不是近百年前的西部地区,现实的美国不至于沦落到一定要用拳头说话的地步,于是就有了相对应的两位警官追捕的情节设定,这也是本片另一个主题“原则”。警官代表着原则,而兄弟二人中的弟弟也代表着原则,但二者有所不同——弟弟的原则是抢劫时不***人、不抢不为难自己的银行,而警官的原则是维持文明世界现有的秩序。随着情节的推进,兄弟两的越线行为不断发生:哥哥先是抢了计划之外的银行,又在特殊情况下***了人,这是所谓自身原则的破灭。 然而两位警官的人设也让人对这两个“原则的守护者”充满怀疑:一个是即将退休、时常把种族言论挂在嘴边的老警探,一个是印第安裔警官,可见在他们之间会发生多少调侃和争吵。他们的不是人们心中想的完美警官,而两位罪犯也并非十恶不赦。影片中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底层的反抗和警官对道义和原则的守护。
《赴汤蹈火》不满足于只展现西部电影的传统魅力,却也毫不吝惜地表现西部电影热血的本质。将翻译成“赴汤蹈火”无疑是出彩的,哥哥为争夺正常生活权利的弟弟赴汤蹈火,只为他弟弟的家庭能够完整并平安;白人警长为印第安裔警官赴汤蹈火,是一种民族间的妥协和融合的表现。哥哥对弟弟的那句“我爱你”,白人警长年近古稀却为好友怒而提枪的勇气,都是对男性传统情谊的回归。这种来自于原始情感上的热血,正是突破观众情感防线的利器。
《赴汤蹈火》的热血,体现在人物关系和性格上,而不是情节的跌宕起伏上。相反,电影在弱化戏剧冲突的同时,就是为了凸显其扎实的剧作、绝佳的摄影、精湛的表演和复古的音乐。以节奏之慢塑造情节张力,用观感之静突出人物情感。这种慢条斯理的叙事方式注定无法讨好所有人,却满足了特定的受众群体,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成功——更别说本片被全世界的媒***口称赞。
《边境***手》编剧泰勒·谢尔丹为《赴汤蹈火》撰写的剧本有意把格局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突出了这个现代文明大背景下尚存的“蛮荒”,把三个男人为自己的人生在德州原野中奋力拼搏的身影湮没在滚滚黄沙中。向来挑剔的媒体人们在赞扬什么?他们赞扬《赴汤蹈火》的一切。当一首首经典乡村名曲在电影中播放的时候,谁又会拒绝这种已经褪色的迷人过往呢?当一切尘埃落定,弟弟托比为自己离散的家庭找到了最终的归宿,避免了自己的子孙后辈和他们走上相同的道路,斩断了“贫穷”这个萦绕在家族历代的传染病根源。一桶桶昂贵的石油从农场地底钻探而涌出地表的时候,被经济压力逼迫的牛仔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拥抱现代文明。
无论选择接受或为之感伤,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科长的电影我都看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三峡好人》,三峡好人有明显的科长风格,但多了情义在里面,人物也有血有肉了。表弟(韩三明)变得超级可爱,一下子变得鲜活有个性了,而不再是一个符号了。有人说科长的电影跟侯孝贤的电影类似,就是没有特写镜头,里面的人物似乎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阶层或者一个现象,人物本身是没个性的,但是三峡好人的人物变得鲜活起来,因为加了情义在里面。情义是江湖的最显著的特点。
江湖在三峡好人里已经出现过,接下来的《天注定》是一个更纯粹的暗黑江湖。看《江湖儿女》,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科长的电影,还是有点享受的,那种慢慢的节奏,接地气的画面,声音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这是看影碟感受不到的。
这个江湖不是港台电影里的江湖,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就是咱们实实在在的发生在身边的江湖,生活在小镇的.70,80后小时候应该都接触过这种江湖,身边的江湖人物传说,记得上小学初中,村跟村的结帮拉伙,打群架,似乎每一个开个店做生意的都跟江湖有关,最起码要跟江湖人打招呼,这就是早期生意的原罪。那个年代小镇上村子里,讲规矩,江湖管的多,很多人不敢做生意,是因为不敢去招惹江湖人。
这个现实江湖就像电影展现的,拿把枪去撑门面,吓唬人,而不是真正用来***人,打架也是很少动刀子,棍棒为主。声势很大,场面很足,规矩要有,只有愣头青的小孩子学着电影里下重手,没规矩,但是远没有电影和小说里江湖那种腥风血雨。
从电影里看,似乎开始斌哥是江湖人,巧巧不是江湖人,后来反转了,斌哥不在江湖了,即使坐轮椅也不是被人砍的,而是喝酒喝中风的,巧巧进入了江湖。其实斌哥依然是江湖人,最后偏瘫依然瘸着“走啦”,没带走一分钱;赌桌上输了,依然讲面子,讲规矩。出狱后选择离开,是想有一天风光回来,让女人顶罪本身就不算个爷们,面子上过不去。江湖人脖子要硬,不能低头,可以丢情义,不能丢面子。斌哥的江湖人讲面子,不讲情义,讲情义的反而是不在江湖的巧巧,为情顶罪,为义收留偏瘫后的斌哥。这样看来似乎巧巧才是传说中的江湖人,斌哥似乎是个爱面子的假江湖,这个时候江湖人又是模糊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阅读这两本书《江湖丛谈》,《乡土中国》,更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可能全世界都一样,有法内之地,也有法外之地共生,但是中国的江湖似乎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古代郡县以下都是乡绅管理,郡县以上是庙堂之高,郡县以下就是江湖之远了。具体到人有时候很难说你是庙堂之人还是江湖之人,因为中国人没有高在庙堂的世袭贵族,每个人追溯都来自农村,有乡土的根,一代穷一代富,一代在朝堂一代在市井,皇帝轮流做,今天到你家,所以既有孔孟礼仪,也有江湖规矩,在人们的风俗习惯,待人接物中两者混合兼有,文化传播听评书,相声曲艺,这些过去都是江湖人的行当,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自然不自然的会带出江湖的价值观。几千年江湖还在,因为在演变过程中有共通人性的普世价值,以后也依然会继续有。
总结一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每个人都是江湖人,不管你在不在江湖里。有的是面子里的江湖,有的是里子里的江湖。易中天老师归纳过三点中国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这些是乡土中国的人情世故,讲情不讲理,乡土中国就是江湖中国诞生的土壤。
读《兄弟》的感觉犹如观看一幕舞台剧,《上部》(关于文革)是悲剧,《下部》(改革开放到现在)是喜剧;《上部》是悲剧中有喜剧,《下部》是喜剧中有悲剧;极度夸张的表演,极度粗鲁滑稽的语言,使得悲喜剧看起来都更似闹剧;舞台上的喧哗与***动,让人对故事本身压根不想去信,而待沉静下来,对故事背后的现实却又不由不深信。
《兄弟》发表后,畅销的同时也遭遇了国内批评界无情的批评,国外的一些评论大概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兄弟》自始至终都非常有趣。中国的批评家们不满于余华故事的荒诞和形式的粗糙,他们更愤怒的是余华对当代中国生活坚持不懈的批评。《兄弟》……充满了对整个社会辛辣与深刻的嘲讽(美国《洛杉矶时报》20xx年2月1日);余华笔下的中国***动不安,沉重压抑,畸形发展(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对这个世界余华根本不存希望(法国《读书》杂志)。
《兄弟》中描述的两个时代,用余华自己的话来概括,一个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淡的时代(文革)”,另一个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在)”,从《兄弟<后记>》不难看出,余华在写作中国的遭遇时品味着欧洲的历史,而我在这本书中读到文革时不由自主想到了不久前英国的暴*,想到了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之死。英国暴*中参与打砸*的不少是学生,最小的不过10岁;卡扎菲被年轻的士兵抓到,士兵残暴地用鞋底抽打他的脸,虐打羞辱之后用枪结束了他的生命。卡扎菲曾问士兵:以我的年龄可以做你们的父亲了,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余华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灵魂深处的恶和浊,只是,这恶和浊不仅仅属于中国。
有位诗人说: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余华坦言他与现实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说得严重一点,他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写作的使命几乎就是发泄、控诉或揭露,他作品中充斥着暴力和死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愤怒逐渐平息,他对事物有了理解之后的超然,开始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的长篇小说一改过去的写作风格,尤其在《活着》、《许三观卖*记》里,他贴近小人物的生活,倾听他们心灵的声音,为他们的绝望悲悯叹息,又和他们一起在绝望中探寻活下去的希望,并为微渺的希望之光悲喜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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