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团体如雨后春笋[注: 指春天下雨后,竹笋一下子就长出来很多。比喻事物迅速大量地涌现出来。]般涌现出来。他们在借鉴外国革命的基础上,力主中国革命有所超越,以摒除外国资本主义初期带来的弊端。
虽然他们的革命没有完全胜利,但这种打破思想桎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不管是民主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亦或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都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才会成立,才能***民建立新中国。
时至今日,在中国正在不断向前迈进的同时,学习各种国学经典,又成为一股新的文化热潮。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学经典中,我们要学些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我们要发扬什么,我们要创新什么。很多国学经典是不变的真理,但在这些国学经典中,也不鲜有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对于国学经典的学习,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而不是生搬硬套。对于学习经典,重要的不是学,而是用。弟子规、三字经张口便是,生活中却丝毫未见,这样的学习又有什么意义?
“板桥体”看似单个字形歪歪斜斜,但总体感觉错落有致,别有韵味。如果有人因此而羡慕郑板桥的成就,想借模仿他的风格来出名,那么他必定会走入一条死胡同。因为有人说,这种作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说“不可无一”,是肯定了“板桥体”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不朽的艺术地位;说“不可有二”,则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真理。正如贾平凹在信中对小妹所说:“对于大师,你只能学习,不能效仿。 ”
“板桥体”与“扬州八怪”的其他艺术风格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在那个压制人才发展、摧残人才天性的清王朝,“扬州八怪”用一种不合乎世俗审美标准的艺术风格,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高尚情操,是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对于权贵的蔑视和抗争。可以说,“板桥体”的“非隶非楷,非古非今”是挣脱束缚,思想和心灵获得自由的象征,这也便是郑板桥作品的韵味所在。后人如果模仿“板桥体”,只能有其形而无其神。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可有二”。然而,许多人并不信奉这个原则。当文学与时尚产生了关联,似乎文学创作也能产业化发展,作家也能按一个模子批量生产了。书店里,占据“畅销书架”的一会儿是悬疑小说,一会儿又是通俗哲理。花样总在翻新,却大都千篇一律。那些书虽畅销一时,不久却被遗忘在角落,蒙上尘垢,挂上蛛网。马克思说过:“所有的价值最终都只剩下时间。时间会滤去所有跟风的作品,最终只留下一部或几部体现时代精神,关注人类和人生的作品。 ”
这么说,我们是否就不要学习他人的作品了呢?当然不是。那些肤浅的跟风之作,正是因为对文化艺术传承、研究不够,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落于俗套。因此,传承是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创新则为之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不仅艺术创作如此,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许多方面,都要传承与创新并重。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外界的科技、文化等交流频繁,汲取了不少成功的,尝到了甜头。但是现在,我国的创新实力却比较薄弱。前几日的《文汇报》上说,上海的服务业管理照搬制造业管理模式,阻碍了服务业起舞。在此,制造业管理模式也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吧。有变通与创新,才有突破。
不论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要广泛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并充分认识自身特点,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勇于创新。传承与创新并重,是科技和文艺等发展的根源。
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
作文我与传统文化
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
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
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卧独醒。”的屈原,已不再是那样光耀后世,他的清高不愿与世皆浊的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湮没了,不少人开始不断追求物质的享受,生活的刺激,在灯红酒绿中浪费青春,在纸醉金迷中虚度年华,又有多少人解《离***》之苦,又有多少人会屈原之意?端午节的背后成了是人们玩乐的假期,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早已消弥殆尽,有的只不过是闲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在漫漫华夏几千年文化中,中国文化的传承竟也会断流,是文化的缺失吗?没错,先是端午节被韩国申遗,主权受辱;接着清明时节议纷纷,国人庸俗,难道还要让中国的文化从此消失吗?虽说早将传统节日定为国假,但对其重视程度却仅仅停留在物质之上,文化的缺失尤为重要。清明节iphoneiphone的接踵不正是人们庸俗的体现吗?亲人在世时无暇多尽孝心,天人相隔后,花费无谓的钱财,对逝者价值何在?掩藏背后的不正是拜金主义、攀比之风吗?更让人心痛的是,造别墅,造名车后有掀起了纸糊苹果成祭品的潮流,这些都折射出了社会的病态,难道不正与屈原正直的精神背道而驰,难道还想再上演一次悲剧吗?
文化的传承早已刻不容缓,对文化的关心与重视不能只是在表面上,要有意地去创新,去培育。当然,创新是以文化内涵为基础,像纸糊苹果成祭品,这种行为万万不可取,这种所谓的创新更要严厉地打击。其实韩国能够成功申报江陵端午节成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其背后也对它进行了很多地创造性发挥,将它所包含的精神不断地拓展,为国人所吸收接纳,相比之下的我们难道不该惭愧吗?自己明明不去好好地珍惜爱护自己的文化,当他人成功申遗时再去争执,一切又有何意义,难道不觉得羞愧吗?难道我们不该好好地反思自己的文化缺失吗?难道还要让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都被他国抢去吗?不!对自己的'文化我们要去继承,但同样我们也要创新,将与现代文化中的多元融入其中,把文化中的意义传承下去,这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文化。
我相信,不,我坚信,中国的文化不断地传承与创新中,定会在历史的苍穹中绽放光辉,睡在水中的屈原也会会心一笑吧!
“碧艾香满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空惆怅,谁复吊湘,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离***读罢总堪伤,无人解,树转午阴凉。”长眠于大地的诗人啊,你是否也预料到现今端午的荒凉呢?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卧独醒。”的屈原,已不再是那样光耀后世,他的清高不愿与世皆浊的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湮没了,不少人开始不断追求物质的享受,生活的刺激,在灯红酒绿中浪费青春,在纸醉金迷中虚度年华,又有多少人解《离***》之苦,又有多少人会屈原之意?端午节的背后成了是人们玩乐的假期,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早已消弥殆尽,有的只不过是闲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在漫漫华夏几千年文化中,中国文化的传承竟也会断流,是文化的缺失吗?没错,先是端午节被韩国申遗,主权受辱;接着清明时节议纷纷,国人庸俗,难道还要让中国的文化从此消失吗?虽说早将传统节日定为国假,但对其重视程度却仅仅停留在物质之上,文化的缺失尤为重要。清明节iphoneiphone的接踵不正是人们庸俗的体现吗?亲人在世时无暇多尽孝心,天人相隔后,花费无谓的钱财,对逝者价值何在?掩藏背后的不正是拜金主义、攀比之风吗?更让人心痛的是,造别墅,造名车后有掀起了纸糊苹果成祭品的潮流,这些都折射出了社会的病态,难道不正与屈原正直的精神背道而驰,难道还想再上演一次悲剧吗?
文化的传承早已刻不容缓,对文化的关心与重视不能只是在表面上,要有意地去创新,去培育。当然,创新是以文化内涵为基础,像纸糊苹果成祭品,这种行为万万不可取,这种所谓的创新更要严厉地打击。其实韩国能够成功申报江陵端午节成联合国无形文化遗产,其背后也对它进行了很多地创造性发挥,将它所包含的精神不断地拓展,为国人所吸收接纳,相比之下的我们难道不该惭愧吗?自己明明不去好好地珍惜爱护自己的文化,当他人成功申遗时再去争执,一切又有何意义,难道不觉得羞愧吗?难道我们不该好好地反思自己的文化缺失吗?难道还要让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都被他国抢去吗?不!对自己的文化我们要去继承,但同样我们也要创新,将与现代文化中的多元融入其中,把文化中的意义传承下去,这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文化。
我相信,不,我坚信,中国的文化不断地传承与创新中,定会在历史的苍穹中绽放光辉,睡在水中的屈原也会会心一笑吧!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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