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早茶的`由来啊,要追溯到咸丰同治年间,当时广州有一种名为“一厘馆”的馆子,门口挂着写有“茶话”二字的木牌,供应茶水糕点,设施简陋,仅以几把木桌木凳迎客,聊供路人歇脚谈话。后来出现了茶居,规模渐大,变成茶楼,此后广东人上茶楼喝早茶蔚然成风。直到今天,广东早茶中茶水已经成为配角,茶点却愈发精致多样。
茶点在广州早茶中尤为重要。它们分为干、湿两种。干点有饺子、粉果、酥点等,而湿点则是粥类、肉类、龟苓膏等。干点里面我最喜欢的莫过于虾饺了。虾饺皮薄薄的,晶莹剔透,爽口弹牙且不粘牙,以虾仁为馅,吃起来爽爽的,脆脆的,让人回味无穷,真不愧是广州早茶的一哥啊!而湿点呢,我最喜欢的是拉肠。拉肠也是粉肠。是用竹窝上加布盛上薄米粉浆蒸熟后卷成肠粉状的米制品。拉肠口味可多啦!有斋肠粉、牛肉肠粉和虾米肠粉等。吃粉肠时大家都会放酱油,不然没有味道。肠粉吃起来鲜香满口、细腻爽滑、还有一点点韧劲,让人一吃难忘。
很多外地人会感到很奇怪,如此忙碌的广州人,怎么会舍得把早晨的大好时光消磨在茶楼上呢?其实,上茶楼也是一种社交活动,无论是会友聊天,还是去谈生意,这种场合都会让人感到非常悠闲,非常自在。在广州,饮早茶被称作“叹茶”,由此可见,对于广州人来说,饮早茶是一种享受。广州人喝早茶讲究“一盅两件”,“一盅”是指一盅茶,而“两件”则是指两份点心。倒茶时也有学问:不能先倒自己的,必须从别人开始,最后一个才是自己。别人给自己倒茶时为了表示谢意,应该用手指头在桌子上敲几下。我想这就是礼貌吧。
这就是我们广州的早茶,介绍到这里,你们都开始食指大动,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茶楼“叹叹茶”了吧?
我家房前种着棵槐树,槐树开花时满院清香,晚上,一排邻里们在各自门前,搬出小木桌和小木椅,摆上饭菜,阵势就象现在的大排挡,一家家围着说着吃着,各家之间时不时还接句话,逗逗趣。房栋之间间距不大,各家窗户打开便对着后一栋人家的门,孩子们追逐打闹声、邻里大叔教训皮儿呵斥声、大婶吆喊孩子回家吃饭声、母鸡下蛋咯咯叫声、公鸡打鸣声此起彼伏,弥漫在街坊上空,隔几栋都听得见,吵吵嚷嚷,热闹极了。孩子们的名字也很有时代印记,卫红、卫东、卫青、爱国、拥军,还有叫备战、胜利的,逢吃饭、晚上睡觉时间,大婶们满院喊得响亮亮的。
母亲初来洛阳时,一口浓重的皖南口音,被周围邻居们昵称“蛮子”。母亲身材高挑,年轻时很漂亮,外婆只有她一个独女,可想小时有多娇宠。母亲刚来洛阳时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加上思乡想家,常常会和父亲使性子闹别扭,也闹了很多笑话。记得我刚被送进幼儿园时,园里老师让母亲送一个小被子,第二天母亲送我时带给老师一个小杯子,叫老师诧异纳闷;吃了二十几年米饭的她,拿着大大的馒头苦苦咽不下去,对父亲抱怨到:馒头一到嘴里把口沫都吸干了,怎么能咽下去啊!但是母亲要强能干,性格火爆刚烈,那时条件艰苦,短短几年生活的磨练,母亲和邻居大娘大嫂们学会了蒸馒头、养鸡、做衣服、纳鞋、挖坑掩冬储菜。由于粮食是供给制,细粮不够吃,母亲学会了做白面、黄面或红薯面掺杂的花卷馒头,而养鸡是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那时平房前家家户户都砌个二、三平米低矮的小围院,养几只鸡下蛋,母亲也学会了剁菜叶和麸子黄面喂鸡,有时父母也带着我到马路灯下抓一些小虫喂鸡。那时倒没见有哪家养过狗,大概人还吃不饱吧。这么过了几年,能***母亲为家里添置了红灯牌收音机、三五牌座钟,那可是凭票买来的,母亲很开心,星期天把屋里收拾清爽,打开窗户,打开收音机,屋里便飘着柯湘教唱样板戏,吸引得后街坊的孩子经常趴着窗户口往里探望。
我当时刚从上海到洛阳,搬到新居后也出过几件不堪回首的囧事。那时是几排平房建有一个公用厕所,几个蹲坑,经常排长龙,人家就那么蹲着,长龙就那么耐心的`候着,从小只见过坐马桶的我看见蹲厕就怵,怕掉下去,两只脚迈不开滑到斜槽里,便听到人们大嚷:蛮子,你家姑娘掉厕所了!随后就看到母亲急急赶来,恼恼地把我提溜到前排公共水管池冲洗一番。对不起啊母亲。
儿时记忆中最开心的是过年。一觉醒来,母亲还在忙着炸三角麻页,用沙子炒红薯片,母亲一边忙一边冲我微微一笑,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穿上母亲缝制的新衣新鞋,一只手拿着麻页,一只手拿着燃香,欢天喜地和小伙伴美去了。女孩们相约到一起羞怯怯地展示着新衣,互相交换着好吃的美味,男孩们则吸溜着鼻子莽撞撞地忙着放炮。炮是用香点燃后扔出去一个一个的放,不象现在几百头几千头一挂一挂的放,遇到哑炮男孩们会仔细的从中掰开再放。最恼人的是夜晚停电。那时不知什么原因经常停电,买蜡烛太贵,全家只好守着一盏昏昏的煤油灯,灯芯燃一会儿火头便来回跳跃,母亲说费煤油,便要仔细剪去一小截燃过的黑线头,此情此景,令小小的我觉得好冷揪揪。后来有了弟弟,母亲忙不过来,有时给我一毛钱打发我去买菜,记得李家村露天菜市场,营业员手拿铲子将西红柿疙瘩、黄瓜头、土豆蛋等铲成一堆来卖,下班卖不出去的菜,也往往是盖上一些麻布片就这么露天撂着,过往的人不断,但没见有人去拿。
到70年代中期,厂里陆续开始盖楼房了,我家很要好的一个邻居搬走了,父母带我到他们家看新房,这是一栋有着长长外走廊的五层楼房,两室一厨,邻居乔迁新居很高兴,绣了铁锈红色底色的月季花枕头套,每个门前悬挂着一幅白底鸳鸯戏水图案的门帘,邻居阿姨说他们这儿从来不停电,听得看得我羡慕极了。回家后,好强的母亲心情也有些郁郁的。再碰到停电点昏暗的煤油灯,我更觉得凄冷冷的不行。
父亲是个老实人,每天埋头于绘图纸,对什么事都觉得很满意。由于工作原因,父亲出差较多,经常天南海北的跑,一张身着中山装、手拎黑提包、站在天安门前的照片是他这辈子的得意之作,经常拿出来给我和母亲讲示。那时奶奶也经常从老家来看我们,帮助带带孩子,五口之家一间房子着实太挤,公共厕所、水管离家又远不方便,母亲便和父亲唠叨房子的事,要他向领导反映争取一下,哪怕换一套稍大点的旧房子都行,一次逼急了,父亲去找领导了,很晚才回家,带着对领导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对母亲说:唉,今天和领导谈话,才知道领导真不容易呀,那么多人找领导要房子,领导都要气出病了,我好好劝慰开导了领导一番,咱别给领导添麻烦了。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心酸。后来,奶奶为了给我家增加一个三世同堂的要房理由,专门将户口从上海迁到洛阳。
当时大厂要房子确实很难,论资排辈熬吧,应该是78年,我家搬到了10号8,那是前苏联建筑,两家公用一厨房一厕所,我家房子仍是一间。搬家那天我好开心,我家终于搬进楼房了,搬离了那个年少时我认为是贫民窟的地方。
现在沈阳的新华书店规模大、功能全、数量多,大小书店星罗棋布,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人们购书非常方便,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沈阳,新华书店屈指可数,人们想买本书往往要走十来里路。
记得当时沈阳最大的新华书店坐落在太原街,是市一级的书店,再有就是区一级书店。沈阳区新华书店在中街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荟华楼对面;皇姑区新华书店在北行南边,位于长江街与岐山路交汇处的东北角;大东区新华书店在小津桥路北,大东区政府西侧;铁西区新华书店在兴华街上,与和平影剧院毗邻;和平区不愧为沈阳的文化区,除了太原街新华书店外,区内还有马路湾新华书店、北市新华书店,在西塔东边还有一家朝鲜族书店。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些书店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我渴望文化、渴望知识的足迹,我的上千册书藉都是在这些地方购买的。
我当时不论是买书还是杂志,都会在扉页上写下“购于XX新华书店或报刊门市部”字样,并记下年月日。上周在家整理书藉刊物,看着那扉页上的字迹,往事如烟,涌上心头,一幕一幕,如在眼前……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是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用当时的话讲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风。当收音机里播放卫星传回的《东方红》乐曲时,年少的我和父母一样沉浸在自豪的喜悦中。当时我在沈河区团结路第二小学读四年级,那天放学后我去三角地附近的百货商店买作文本,偶然看见了那本《人造地球卫星》小册子,我让服务员拿给我,我翻了翻,非常想买,一看定价两角五分钱,我兜里就两角钱,即使不买作文本也不够,只好作罢。晚上和母亲要钱说想买本书,母亲听说是买课外书就没给我钱,我很失望,闷闷不乐。父亲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趁母亲去井院投洗衣服的空隙,父亲问我买什么书,我如实说了,父亲未加思索就从兜里掏出三角钱给了我。次日,我去百货商店买书,书竟卖完了。我只好赶到离家最近的北市场新华书店,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书,从这本书里我了解了地球,知道了什么是卫星,对太阳系也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书燃起了我强烈的求知***。
上中学后,我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在北市新华书店陆续买了《宇宙的秘密》等自然科学读物。当时再版发行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总共有十六七册。想拥有这套丛书成了我的梦想,但全买下来得六七块钱,父母肯定是舍不得的。那时学校遵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精神,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学工务农劳动。1974年暑假,学校让我们来到小北关街附近的红旗开关厂劳动,厂里每天给我们补助6角钱,这使我们的劳动热情格外高涨,一个月的辛勤劳动,我挣了18块钱。用现在的时髦话讲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用这笔钱给父母买了两盒牡丹牌香烟,剩余的17块钱全部买了书。我首先想买的是买《十万个为什么》,我冒着酷热来到北市书店,但没有整套的,只好有哪册买哪册了。我又赶到太原街书店,拾遗补缺又配上了几册,但还是不全,为了配成套,我中午饭也没吃,饿着肚子一咬牙,花一角钱乘环路电车来到了中街书店,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上天,缺的那几册这里竟全有,真让我喜出望外,当即开票付款,服务员帮我把书捆扎起来,我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回家了。这套书的阅读,拓展了我的眼界,也扩大了我的知识面,我没事就给同学出问题,最后还是我自问自答,让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有人还给我起个绰号“万事通”。这年在我加入共青团的审查会上,班主任王老师对我的评价是“爱读书,知识面宽。”
1978年春,我来到沈阳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同我一起入厂的青工学会了吸烟,还经常和老师傅们出去喝酒,但我有点不随乡入俗,显得有点另类,即不吸烟,也不喝酒,而是把钱省下来买书。班组里有位1974年入厂的青工叫潘英华,还有一位下乡返城的知青李月来,我们仨儿都爱读书、爱文学,成了工段里的文学青年。工余和午休时,我们就在一起交流读书。遇到雨休或下班后,我们就结伴来到附近的书店转转,往往都不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发了薪水后,咱仨儿每人都会买三四本书,我的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大都是这个时期买的。当时再版的中外文学名著都是畅销书,常常供不应求。1979年夏天,我们来到亚洲电影院对面的朱剪炉工地施工,为了第一时间买到新出版的书,咱仨儿几乎天天去中街新华书店,一来二去竟和卖文学类书藉的胖大姐成了朋友,后来胖大姐不但向我们通报最近要有什么新书上架的信息,还把对我们想买的书留下来,有了这个“后门”,我们买书就方便多了。我的《复活》、《红与黑》、《高老头》、《巴黎圣母院》都是在胖大姐的关照下购得的。现在想起来对胖大姐还心怀感激之情。那些年工地在哪里,工地附近的新华书店就会留下我们的足迹。高尔基说书藉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阶梯上留下了我们向上攀登的足迹,我们无怨无悔,有趣有乐!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图书市场的放开,书刊批发市场的成立,大大小小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沈城,买书难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以后新华书店去的确实少了,但我对她的感情依然如故,时间抹不去记忆,凝结在知识里的书店情结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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