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师是从五年级下学期才开始教我们,是来接替我们以前的邹老师的。邹老师去农村支教了,而她则刚回来。她走上讲台所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你们在我眼中都是一张白纸,都是善良可爱的,我希望你们把这张白纸画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其实,在胡老师还没有走进教室之前,我虽然有些期待,但更多的'还是紧张,因为那时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在80~85分段里徘徊,三年级时还险些掉出70分。不过没多久,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师。我觉得她很特别,上课时不仅风趣诙谐,还常挑那些成绩起落较大的学生(比如说我)回答问题。小学的语文不像初中语文阅读分析那样繁琐,甚至要求“标准”,所以我回答问题时就没有负担感,而她总在我回答完问题后,报以一个微笑或很普通的赞美的话,让我对自己的答案充满信心;下了课之后也不像别的老师一样直接回办公室,常在班级里陪着我们,像朋友一样和我们聊天、说笑。
在胡老师教我们之前,我总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小草,是落在草丛里没人发现的那种。哪知才第二个星期,她就注意到了我。她说,她知道我以前成绩不好,但她相信我,相信我成绩能够提上来,不想让我放弃自己的成绩,对自己没有信心。
有了胡老师的理解和关注,我没理由再让老师失望。我暗下决定,不管眼前困难有多大,我都绝不畏惧。我一定要让胡老师看到我的努力,看到我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老师对我的一片苦心。从那以后,我的成绩就渐渐的提了上来。特别是语文,有了长足的进步,英语和数学也均跳上了优秀平台。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语文老师,善解人意且温和善良。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我喜欢曾经教过我的黄老师,他语言诙谐幽默,每次上课都把全班同学逗得哈哈大笑,但他讲得都很有道理,我们往往在笑的同时学到了知识,我很喜欢黄老师的讲课风格。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老师也不例外,但要知错能改,黄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次,一个学习好的跟一个学习较差的同学在教室里打起来了,不知黄老师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只是训斥了学习成绩较差的那位同学。这件事让刚走进我班教师的大队辅导员看明白了,就当着同学们的面对黄老师说:“做老师要公正,对学生要一视同仁。”黄老师虚心接受了辅导员的批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所以,我很佩服黄老师的胸怀。
每当黄老师给我班上课时,我们都兴奋不已,他有一副天生的清爽而又响亮的好嗓子,听他讲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
我们一小学每当有面向社会的大型演出时,在台上主持的总是黄老师,他凭着优美的音色和流利的谈吐赢得了观众和校领导的认可。
黄老师还拥有一副侠肝义胆,有一次,一个比黄老师高一头的校外男孩溜进校园里欺负一个小同学,黄老师看见之后毫不畏惧,把那个大男孩训斥得哑口无言,低头认错。从此,黄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他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我们班男生都表示要好好向他学习,将来也成为像黄老师那样的人。
这就是我喜欢的老师——黄老师。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教我一至四年级数学的李海燕老师。我喜欢她有点沙哑、特别亲切的嗓音;我喜欢她心细如发特别较真的品质。
我的这位李老师个头中等,皮肤黝黑粗糙。从她脸上你就能轻易看出,因为她从不涂脂抹粉。它的眼睛很大,鼻子很直很挺,五官搭配的非常和谐。一年四季她一直是齐耳短发,由于他从不抹发胶一类的,所以风一吹就显得有点乱。有这样的外形,你一定感觉他是一个粗犷的人吧,这样想你可就大错特错了。他虽然不修边幅,却是个心细如发,特别较真的人哟!
记得有一次,我做数学问答题,我不小心把单位“米/分”错写成“米”。在第二天作业评讲的时候,李老师严正指出来,从这两个单位表示的书面意思到现实生活中它们不同的意义讲的头头是道。最后老师就简而言之的说:“我知道一人走路5米/分,就能知道任何一段时间他走的路,如果我知道一个人走5米,我们就不知道他走路的时间,更不知道某段时间他走了多少路。”李老师不仅能把我们班的同学的小错揪出来、放大,他还能说出哪些同学做作业的时候是蒙混过关,缺乏认真,哪些同学作业是抄袭,还能说出哪些同学是笨鸟先飞。李老师就像孙悟空一样,在她的火眼金睛下我们的小聪明、小缺点无处藏身。
除上述品质外,我的李老师还有一项——大妈式苦口婆心精神。如果有哪位同学有不会的地方,我的李老师常常会讲到嘴角泛起一小团唾沫,如果还不懂,老师会干脆站在你的旁边用笔画着,用手指着,直到你会了她才离开。
虽然李老师不教我已大半年了,可她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还是那么清晰、难忘。我喜欢你,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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