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周末,爸爸妈妈本应是休息的,但妈妈因前两天没上班缺勤,要去加班,让我和爸爸一起,但爸爸说为了年前把新产品做出来,也要去加班,这样我只好和爸爸一起去上班了。爸爸还开玩笑的说:培培,和爸爸一起去赚钱,赚了钱给培培买哈哈喝。一提到赚钱我就开心,于是我也就高高兴兴的跟爸爸去了,叔叔阿姨们遇见我都问:培培,干嘛去啊?我的回答是:赚钱,买哈哈!听的他们直笑。
爸爸和妈妈的办公室靠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妈妈了,于是我就在两间房里蹿来蹿去的,一会儿喊爸爸一会儿喊妈妈,声音很响,妈妈不许我大声叫,说会有人来带小孩,我只好乖乖的听话,妈妈比较忙,没时间理我,我只好去爸爸那儿。爸爸在做实验,但不算太忙,爸爸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爸爸怕我碰到那些试剂,就把我丢在办公室里,给我笔和纸要我画画,我很喜欢画画,坐在椅子上很认真的画着,也不去烦爸爸妈妈了,看门的爷爷过来看见了,说我很乖,其实我本来就很乖,只是有时太活泼了!才会让爸爸妈妈觉得我调皮不听话的。
跟爸爸在一起真不爽,爸爸不给我零食吃,害的我没到午饭时间肚子就饿了,所以午饭时也吃了不少饭,爸爸还得意的对妈妈说:看我是怎么带小孩的,一定要培养她良好的习惯,不要总是吃零食,到吃饭的时候又不吃了。妈妈才舍不得呢?只要我说肚肚饿,妈妈就会拿东西给我吃,爸爸你太狠心了,总想饿着我。
吃完饭后又跟爸爸去上班了,但一会儿又回来了,因为妈妈说我下午要休息,让爸爸带我回来睡觉(因为爸爸上班没有加班费,所以可以随时回来,就像爸爸说的,他是替老板义务劳动去了。一觉睡到四点,妈妈还没下班,又跟爸爸去玩了一会儿,终于等到妈妈下班了,这下可以让妈妈好好的'抱抱我了。
我的周末就这么过了一天。
妈妈本想今天带我去公园拍照的,但是因为脸上前几天被蚊子咬了两个红包还没有消下去,妈妈说拍照不好看,要下个周末再去。爸爸见今天没活动又说要去加班。但妈妈说要去买菜烧菜给我吃,带着我不方便,所以我又跟爸爸去赚钱了。
2013年上映的热播历史大剧《楚汉传奇》在各大卫视播出后争议不断。在渲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场戏之中,儒生们集体朗读三字经,因其违背历史常识,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和诟病:《三字经》成书于宋朝之后,秦汉时期的人物怎么可能朗读此书呢?当网友们开足马力炮轰编剧不够专业时,编剧站了出来,在网上晒出了原剧本。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原剧本中并没有儒生朗读《三字经》的情节,这个情节是导演根据自己的理解临时加上去的。而导演在细化这场戏的时候,并没有征求编剧的意见,也没有请示相关的专家,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在我们的邻国韩国,导演擅自修改剧本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编剧甚至有权力和导演一起参与选角,这就使演员的气质和角色的气质更好地契合在一起。这就保证了《大长今》这样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没有史学常识上的错误。但是,也正因为要充分尊重编剧的原意,导演缺乏足够的创作空间,无权修改台词,韩国的电视剧总是拍的非常细腻,情节冗长而拖沓,画面的艺术表现力略显单薄和不足。
所以,无论是导演和演员根据拍摄或演绎的需要修改剧本,还是编剧才有权力修改剧本,这两种做法中,单纯的任意一种都不能使一部电视剧尽善尽美。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只有编剧、导演、演员共同商议,共同参与,才能让这部影视作品在真、善、美各个层面趋于完美。
世事如棋,人生如剧。如果把我们的社会生活看做是一幕大剧,那么剧本就是我们的社会规则。简而言之,世间的社会规则有三类:情、理、法,但最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就是法律、法规。所以,我们的人大代表和行政法规的制定者实际上就是社会这幕大剧剧本的编写者,由他们负责从社会现象中抽取出情和理,形成强制性的法律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而我们的行政者和社会主义公民,正是这幕大戏中的导演和演员:行政者像导演一样,追求的是更好的执行效果;公民像演员一样,希望能在规则的约束下更好地演绎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既然剧本的修改需要由导演、编剧和演员来共同完成,那么社会规则这个大剧本的修改,也必须由立法者、执政者和社会主义公民共同参与,才能保证我们的法律更加完备、更加健全,执行效果才会更好。
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是否应该体罚学生”为例,教育专家、法律专家和人大代表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多坚持自己的教育价值理念,主张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不主张体罚学生,因此把“教育工作者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写入了法律;而在执行的层面上,孩子的天性中都有不符合社会规则的一面,有时候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没有暴力威慑作为后盾,单独讲道理,教育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而一旦进行体罚,教育工作者们就极为容易触及到法律的边缘。这样一来,法律难以约束执行,执行往往不依法律,一旦法律作为显性的社会规则不起作用,那么隐性的潜规则便会甚嚣尘上。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面对“孩子应不应该面临体罚的问题”,英国人是怎么解决的呢?和中国的专家学者一样,英国的教育专家们最初也坚决主张不实行体罚;可是很快就发现既有的教育理念执行不下去。于是,议员、教育领域和法律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以及来自教学一线的校长和老师们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对体罚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制定了更加细致的实施细则,比如,工作不满三年的教师没有权利对学生进行体罚;对学生进行体罚的工具的长度、宽度、材料等等都有严格的限定;每次对学生体罚之前都要通知家长和校长批准。这样一来,既忠于了法律这个社会生活的“剧本”,贯彻了正确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又使社会成员作为“导演和演员”在执行的层面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较为有效地约束了孩子不符合社会规则的天性。
英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我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社会规则这个“剧本”的修改,一定不是作为“编剧”的专家学者、法律制定者或者作为“导演”的政策执行者单独就能够说了算的,一定是“编剧”“导演”和“演员”共同协商的结果,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既符合价值追求,又具有实际效果,充分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使我们的社会生活这幕剧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时代气息。
今天我一个人骑着单车去科技局学英语,我欢天喜地去,但却是唉声叹气地回来。这是咋回事呢?
今天又与往常一样,去城里科技局念英语,但是妈妈被一些臭气熏天的衣服团团包围了,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尽管去科技局那段路从来没有单独走过,我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自己骑车去。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给了妈妈,妈妈连连点头。我便高兴地出发了。
大约骑了1个小时,我便来到科技局,我把车停在车棚里锁好后,直奔教室。我打开教室门只见教室内空无一人,呵,我还是最早的呢!为了让妈妈放心,我赶紧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喂!妈妈我已经到了,嘿!我竟然是第一个到的嘞!”“噢!我这就放心啦!待会儿要回家时再给我打个电话。”“哎呀!你烦死啦!”“噢!嫌我烦,那就别打了,尽管回家吧!”“好好好!那我就打吧!”
大约3点,我们放学了,我连蹦带跳地奔向车棚,来到了我停车的地方,啊!我的自行车呢?我焦急地在车棚里仔细地找了又找,可是还是找不到,于是,我迫不及待拨通了家里的电话52611743,我委屈地对妈妈说:“妈妈,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已经找了好几遍了,肯定被人偷了,你来接我吧!555~~`”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妈妈说:“唉!真要命!好吧,你呆在门口别走,我马上来。”于是,我便开始等,等了一会儿,我又去车棚找了几次,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自行车,我终于放弃了。这时,妈妈来了,她又和我找遍整个科技局,但还是没有自行车的影儿,于是,妈妈便叫我上车回家。
我坐在妈妈的车上,可是已没有了先前的那份好心情,歌唱不起来了,沿路的风景也变得黯淡无光。我一直埋着头,想:咦?我明明把自行车锁得好好的,为什么还会被贼偷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无数个大问号。突然,我想起了车子的龙头锁没锁,哎,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哪!要是我能细心一点把龙头锁锁好,也许就不会被偷;如果我能把家里的链条锁带来,把自行车锁在车棚的铁柱子上,那也一定不会被偷……我用力地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唉!我为什么这么笨呢!多好的车呢!淡紫和银白相见的色彩,流线形的车架,多秀气的一辆女式车,我骑着它既轻松又快捷,还有一种慕名的自豪感呢!对呀!这辆车还是去年因为我评上了三好学生妈妈特意奖给我的,记得在暑假里妈妈冒着烈日专程去城里走了好几家车店精挑细选才买到的,妈妈说过,奖给颖恬的自行车一定要最好的!那是大名鼎鼎的名牌货“捷安特”呀!这辆车也许还寄托着妈妈的一份期望呢!哎!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我这一向闲不住的'嘴,今天竟然缄默不语。还是妈妈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哎!颖恬,你不是很喜欢吃冰淇淋吗?想不想买一个?”哦,my Angel 难道妈妈一点也不伤心吗?妈妈平时省吃俭用,难得看到她买新衣服,今天丢了价值500多元的自行车能不心疼吗?她一定是不忍心让我闷闷不乐,所以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吧。我尽管看破了妈妈的用意,但还是装出天真的样子高高兴兴地接过妈妈递过来的钱去超市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冰淇淋。因为看着我痛苦是妈妈最大的痛苦了。尽管我嘴里吃着冰淇淋心里还是惦记着我那心爱的自行车,但我还是打开了话匣子给妈妈讲起了刚才英语课上英国老师的幽默趣事。我终于把妈妈给逗乐了!
哦,当我苦恼悲哀的时候,洒下绵绵春雨滋润我心田的还是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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