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地球失去引力,我就会变成流星,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倘若完全失去了束缚,纵使远走高飞,灵魂也将因觅不得归宿而深深地叹息。何妨带着镣铐舞蹈?让心灵有所依,有所属。
诚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将文学创作的根基牢牢地系在高密乡的沃土中,皈依大地,收获了脚踏乡土的`厚重感。
“接地气”的莫言成了“大器”。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多少人背井离乡,接受都市文明的洗礼。而他,始终带着镣铐舞蹈,他的心始终为故乡的一切所牵绊。正是那份浓郁的乡土情结,使他的作品始终扎根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厚土壤中,伴其在故乡的土地上聆听思想的足音,寻找精神的出口。
当下,我们正遭遇“漠视传统文化”的精神尴尬,洋节受热捧。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倘若完全割断与民族文化的联系,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便成了断线的风筝,随风漂泊,何以觅得心灵的归宿?在价值溃散的今天,多少人深陷信仰危机,而我们更应带着镣铐舞蹈,怀着民族敬畏感,用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言:“我站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舞蹈。”拒绝于云端跳舞的轻佻,我们尚可选择带着镣铐于地面舞蹈。
功利之风盛行,物质欲膨胀的今天,唯有怀着孩子般的单纯与执著,方可增加自身的定力,为心灵寻觅归属。这样的人不与世风同流,不追名,不逐利,以宁静的心态,带着镣铐舞蹈。他们重塑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尊严,执著地践行自己的理想,而后“消磨绚烂归平淡”。
克里尔说:“灵魂没有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诚然,一旦完全失去束缚,灵魂将无处安妥。何妨带着镣铐舞蹈?没有束缚即没有归属。如将生命融入乡土的莫言,“变成一段树根,深深扎进地层”,心怀敬畏,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何妨带着镣铐舞蹈,让心灵有所依,有所属。
他就是这样站在我们面前,犹如一株开花的树,缀满鲜花,浑身饰物闪烁夺目,散发着兰花的清雅。整个春天,我仰望他,像凝望一株心灵丰富而姿态美好的树,用梦幻一般的花朵抒写生命的颂词。
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活下去的时候,死就背负起意志和尊严的神圣使命。屈原以他的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著名的范例:华丽的词汇,飘逸的诗心,无边的寂寞,挚情的闪烁;不会等到敌国军队的俘获之后,屈辱地死。他的心中,羞辱他就是羞辱他的楚国。不如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而独立的死。
曾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大夫。他的身份和他的心灵形成强烈反差:有奇特的性格,有巨大的矛盾。世俗对他不能相容,指责、唾骂、丢官:他的唯美染上了难言的凄苦。然而他的本性已是既定,就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对自己这种的难以改变,他非常清楚,所以他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但他依然痛心而生怨。这痛这怨,让人品咂不尽;这痛这怨,让他一生追随,不舍昼夜。与其说他是内心刚强,还不如说他心存执拗。但他是因执拗而强大,又因强大而生出不尽的怨诉。这种怨诉只有死亡才能让其停止。至此,他脱离了惯常的规则,从渺小之中脱颖而出,走进一种永恒的伟大。
他的柔弱与刚强,使他充满矛盾。他不仅有怨诉,还自我申辩;又一再强调和自诉自己的忧愁烦闷和失意不安,特别强调自己的孤独和贫困。然而,害怕贫穷一直作为一种时代倾向,深深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但他却言辞铿锵:即使马上去死,也不做媚俗的事以求苟安和富贵。
淹死诗人的常常是世俗的浊水。楚地多水,汨罗幽深。世俗之水流转不息。但它所裹挟的却是一位千载难逢的人物。在浊流中,他能俯仰自如,情感之火不可遏止地燃烧,燃烧情感徐徐延展为一条闪亮的生命痕迹。
他的独特远不止于正直、抱负、强烈的道德感之类,而是难以囊括的丰富与神秘,是一个伟大灵魂的全部--不可思议的清澈,强大的自恋,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惋惜,连叹息都散发着芬芳;集一切美妙、孤傲、钟情、哀怨之大成,是纤细的豪放,是柔弱的顽强。沉浸在晶莹的清流芬芳的花蕊之中,他满怀希望地开始,忧心忡忡地踌躇……
苍凉不安的心情,无法言说的愤懑,让他忘情装扮,装扮那份深藏于心、尽情绽放的唯美之树。江山、社稷、国家、民生,一切都太过沉重与巨大。他一再昂然的勃发,又一再遭遇沉重的打压……但是,依然挺立成一株开花的树!
屈原,那唯美的心花,在冷冷的风中,在凄凄的雨里,开得凄美而繁华!
本文标题先声夺人,不仅能准确切中材料最佳立意角度“自由”与“约束”,而且能体现考生以独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如何对待中国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展现出考生对文化的深刻认识。论证过程中,考生能紧扣文题材料辩证地就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论述,立意深远,且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同时,以莫言“接地气”而成“大器”与当下“漠视传统文化”的现象展开对比论证,反复强化文章的中心论点:心怀着民族敬畏感,用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带着镣铐舞蹈,有效增强了文章议论的气势。此外,文章虽为考场作文,但文句大气磅礴,且不失深刻意蕴;引用恰如其分,文采斐然,是一篇名副其实的考场佳作。
屈原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痛,也是留给世人永远的感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我们应做的是透过屈原个例,来窥测悲剧的原因。
屈原只是一滴水,但滴水藏海,背后是深广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个人性格特征。
屈原有才干,有远见,对楚国忠心耿耿,却被楚怀王流斥,又被顷襄王流放,直到怀石自沉汨罗。悲剧的背后,是朝廷的昏庸。
政治清明的朝廷,应当选贤授能,亲贤臣,远小人。而楚国恰恰相反,君王亲近靳尚、令尹子兰等小人,疏远了忠心耿耿的屈原。上官大夫跟屈原一同在朝为官,想争得楚怀王的宠信,内心嫉妒屈原的才能。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讲屈原的坏话:“大王叫屈原起草宪令,大家没有谁不知道的。每当一项法令制度定出来,屈原就夸耀他的功劳,认为‘除了我就没有谁能制定得出来’。”怀王很生气,因而疏远了屈原。偏信小人谗言,疏远赤胆忠臣,这不是昏庸是什么?
当秦国割让汉中一带的地方给楚国来讲和的时候。楚王说:“不愿意的地方,愿意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了说:“用一个张仪抵汉中的地方,请您让我到楚国去。”到了楚国,又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楚国当权的大臣靳尚,让他在怀王的宠姬郑袖的面前编造谎言。怀王居然听信了郑袖的话,又放走了张仪。念私利而不顾大局,纵虎归山,这不是昏庸是什么?
屈原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自我圣化的道德理想主义。
屈原总是将自己圣化,圣化成一个操守高洁的君子。他确实操守高洁。他总是以圣人的姿态引导楚王,努力使之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王,从而使楚国的政治走入正道;他总是从高悬而无根基的道德层面去评判现实中的楚王。其结果总是发现现实中的楚王与理想之间存在着距离。当然,屈原的自我圣化,并非为了自作圣王,而是为了以圣人的姿态辅助圣王,从而建立一个人间天国——道德理想国。屈原将自己的理想政治称之为“美政”:“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愿意以自相殉这个“美政”,可是,现实却击碎了他的理想乌托邦。这种自我圣化,这种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追逐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他悲剧的重要原因。
滴水藏海看屈原,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也思考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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