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阳光明媚,太阳像个大火球,不停地为大地散热,大地似乎都快烤熟了!由于数学老师去别的.学校开会,所以由你来监考,我看了一次试卷,题目有点难,但几乎难不倒我。
你说开始做答题的时候,我赶紧动笔做了起来。那时候,几乎连绣花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有些不会的同学正东张西望的看来看去。我做完简单的一些题目后,就开始思考难题。时间正悄悄地从我们眼前溜走,不知不觉,下课铃响了,紧张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我看了看试卷,啊!还有两题没做,可是你已经叫收卷了,数学组长收完后,来到了我的课桌,我赶紧随便写了个答案,恰好你看见数学组长到我这里还没有收,以为我在抄答案,就马上走了过来,把我试卷抢了过去,脸上一脸生气的样子,严厉地说:“想不到啊,原来周司雯是这种人,学别人抄答案!”我刚想解释,可不知道怎么的,嘴唇好像有千斤重,怎么也说不出来,心里有一种委屈的感觉,心里想:叶老师,你误会我了,我没有抄别人的答案,我那时候自己没看,是数学组长在那里整理卷子,我在那里瞎写了一个答案。那是,全班同学都盯着我看,他们的眼神都带着那奇怪的表情。
我那时候感到很难堪,“金豆豆”在眼眶里打转,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我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下课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同学来安慰我,但我还是想哭。
叶老师,虽然我那时候我的内心很恨你,但你始终是我亲爱的老师,叶老师,现在你可能已经忘了这件事,但我是始终忘不了的,因为你那时候已经在我那小小的心灵印下了创伤,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李大进提出,目前审议中的慈善法草案,和现行的至少5部法律有交叉、重合、甚至个别相抵触之处。这些法律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信托法、合同法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法。
现在的慈善法草案,无论是总则还是附则中,都没对这些情况给予充分的说明。比如说,慈善法出台后,执法依据是从旧还是从新?应给予明确。为了避免在这部法律的执行和实操过程中,发生法律上的冲突和界定上的模糊,以及最终认定事项上的混淆,应当将与这部法律相冲突的法律修改尽早提上日程。
汤素兰:将有益的书送到农村师生手上
中国教育报讯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提出,应当完善图书采购配送机制,把高质量的、对师生真正有益的书送到他们手上。逐步健全师生、家长和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的图书采购机制。
“可以组织专家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基础上,结合全国各地农村中学的实际情况,每年推荐应该采购的图书目录。把这份目录事先交由师生选择和增补,再由教育部门汇总拿出图书拟选购清单,由县级政府采购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并最终让学校师生对公开招标采购的图书从质量到价格进行综合打分,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汤素兰建议。
《中国教育报》2016年3月17日第5版
刘永富:贫困人口信息会进一步精准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16日说,精准扶贫首先要搞清楚哪些是贫困人口、怎么帮扶。2015年,全国范围动员了200多万人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排查,目前贫困人口信息基本准确,今后信息会进一步精准。
刘永富在列席当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前经过“部长通道”时说,代表和委员们在两会期间为脱贫攻坚提出了广泛的建议和意见,将有益推动改进扶贫工作。对于脱贫攻坚工作,各级政府都立了军令状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都会带着感情和责任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并将着力于整合资金、精准扶贫、创新扶贫,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
刘永富介绍,为了摸清贫困人口,2014年全国动员了100多万基层干部进行了建档立卡,但因为实际困难大,这个建档立卡当时只能说是“基本准确”,能把网建起来已经很不容易了。“2015年我们在全国基层再动员了200多万人进行回头看,把不该进去的、该进去没有进去的,进行了调整,应该说现在基本准确,但是我们还将进一步改进这项工作,做到更加精准。”
芮跃华:建立证券公益诉讼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芮跃华14日表示,可以借鉴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推动建立我国证券领域公益诉讼制度。他建议,通过推动修改相关立法或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作为原告,提起证券公益诉讼,探索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新机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芮跃华是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小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作上述表示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法违规等传统类型案件持续呈高发态势,各类新型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涌现,侵犯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事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工作报告显示,2015年审结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案件4238件。对此,芮跃华认为,建立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权益有效救济制度的需求迫切。
中小投资者占较大比重是我国资本市场市场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未来几年主体结构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小投资者相对比较分散,力量较为薄弱,受损的投资者主要通过自发提起诉讼来进行个人维权。从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小投资者通过自发诉讼维权面临诉讼期间长、成本高、成效低、取证难、担风险等难点,自身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因诉讼成本过高、专业能力不够、诉讼预期不明确等原因,维权动力不足,往往主动放弃维权,从而客观上降低了相关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违法行为得不到有力震慑。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12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只有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才能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芮跃华说,为进一步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针对当前投资者维权难的问题,可以借鉴我国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积极推动在证券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个人,针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为维护公益目的而提起的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明确了特定专门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进行了积极实践。2015年福建法院审结了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证券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境外资本市场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
芮跃华建议,在证券法修改中加入专门条款,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有权作为原告,针对侵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证券违法行为,以投资者服务保护机构的名义提起证券公益诉讼。通过发起证券公益诉讼,可以有效避免个人起诉时的“集体行动”困境,为众多受损投资者积极维权提供示范和引导,充分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投资者权益救济效率,及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针对在目前现状下如何实现公益诉讼、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芮跃华认为,与证券公益诉讼类似,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支持诉讼也可以起到实现投资者权益及时有效救济的效果。公益诉讼一般是由专门机构作为原告发起诉讼,而支持诉讼则是专门机构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支持投资者开展诉讼。
作为中国证监会批复成立的专司中小投资者保护服务的机构,目前投资者服务中心正研究探索面向中小投资者开展公益性支持诉讼,通过公职律师或者组织证券公益律师,作为投资者的诉讼代理人,支持中小投资者发起维权诉讼,为广大中小投资者维权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净化资本市场环境。 (完)
王陇德:《慈善法》应禁止烟企捐赠
原标题:《慈善法》应禁止烟企捐赠
《慈善法》应禁止烟企捐赠——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
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一直致力于推动控烟。
借两会为控烟发声,更是他多年坚持的做法。在往年的两会期间,他曾连续提了5年的《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和其他代表、委员联合倡议“无烟两会”。
今年两会期间,《慈善法》草案进入审议环节。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专访时,王陇德说,禁止烟草企业从事捐赠、赞助慈善等活动是非常正确的,应该写入《慈善法》。烟草企业参与这类慈善活动,本身就是为宣传。
民生周刊:多年来您一直在关注控烟,还去过很多地方调研,您对控烟现状是否满意?
王陇德:就控烟现状来说,最近几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但离我们已经签署的《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要求,以及通过对烟草危险因素的控制来控制慢性病的目标还比较远。
原因有几方面:一方面,目前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烟法律尚未出台;另一方面,对民众关于烟草危害的宣传教育还比较欠缺;此外,一些烟草控制方面的服务难以满足要求。例如,戒烟属于公共卫生,但现有医疗体制下医院没有受益,所以也没有积极性。
“十三五”规划草案里对于烟草控制提了一句话:“降低烟草危害”;而“十二五”的提法是“全面推行公共场所控烟”。“十二五”提得很好,但没有完成,应该继续保持。“降低烟草危害”是烟草业的提法,该说法与《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相抵触,与中央精神也不符,接下来我准备明确提出这个观点。
民生周刊:您常借两会平台为“控烟”发声,包括连续提了5年的《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联合倡议“无烟两会”,以往呼吁的问题是否都得到了解决?
王陇德:有一些进展。例如,《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现在要由国家卫计委来制定条例,制定的条例草案已经提给国务院法制办了。2015年,国务院法制办将其列为二类立法计划。这些原来是没有的,算是有了进展。
此外,“无烟两会”有了很明显的进展。以前,人民大会堂门口总是烟雾缭绕,大家排队在那儿抽烟,代表车辆周围也全是烟头,现在这些已经都没有了。代表驻地去年还没有完全禁烟,但是今年就禁烟了。控烟的环境不一样了,这个我觉得很高兴。
民生周刊:在《慈善法》立法中,关于是否应该禁止烟草企业从事捐赠、赞助慈善等活动争议比较大,对此您怎么看?
王陇德:禁止烟草企业从事捐赠、赞助慈善等活动是非常正确的,应该写入《慈善法》。烟草企业参与这类慈善活动,本身就是为宣传。通过慈善活动的形式资助学生,学生受到这家企业的捐助,将来还能反对烟草吗?
烟草是有害国民健康的,政府应该去引导转产。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有50万烟农,而现在减到只有10万烟农。脱贫是政府责任,不能靠烟草企业来赞助。现在民众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可能这一次我的看法不能被采用,还需要做工作。
民生周刊:去年提高了烟草消费税,实际上是利用经济杠杆来控烟;据了解,您之前做过一些调研,效果怎么样?
王陇德:以前,提税不提价,提税的比例比较低,没有什么显著作用。这一次是税价联动,提了税也提了价。到现在为止,没有确切的专家来测算结论,也没有看到明确烟草业经济情况的报告。
据一些烟草公司的人员讲,销量确实减少了。应该进一步测算数据,可行的话,可以继续向国家提出进一步提价提税,毕竟还有很大的空间。
民生周刊:您在各地调研中,是否有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推广的典型?
王陇德:像北京、深圳等城市现在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北京从2015年开始执行“史上最严控烟条例”效果非常好,为全国树立了样板。最接近要求的是北京,现在上海也正在积极地做。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今年10月份将在上海召开,这方面要进一步做好工作。
现在上海市人大基本同意了,杨雄市长也明确表态了,争取在11月大会以前出台上海的法律修改法案。上海原来的条例离要求还比较远,现在仿照北京要能够把这个法律修改。
我们希望上海的条例能够尽快出台。上海以前接受捐赠什么的,很多地方都是烟草变相的广告。
民生周刊:控烟问题年年都谈,但总体效果还是不甚理想,您认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陇德:一方面是烟草业的阻挠,我们也在做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国家层面重视还不是太够。现在,我们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就不一样了。“健康中国”最重要的是要把慢性病控制下来,而从控制慢性病的角度看,控制烟草是投入产出效益最好的控制因素。
还是要统一认识,真正付诸实施,尽快出台《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我今年的建议还是要提这个,希望在2016年能够把该法出台实施。
民生周刊:关于控烟,目前最急迫的事情是什么?
王陇德:我还是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公益的健康教育,因为烟草控制首先是观念和知识的宣传,要让群众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希望政府能够在健康知识宣传上履行责任。
以往,我们不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现在看结果就看出危害来了。现在慢性病增长得这么快,原因在于健康素养低。拥有慢性病预防素养的占比不足十分之一。不掌握慢性病的预防知识,慢性病就控制不下来。
此外,媒体应该作为一项任务来宣传,只有反复地宣传教育,潜移默化地提高认识,改变生活习惯。(《民生周刊》记者:郑智维)
我也开心的拿着冰欺凌,把垃圾袋扔进垃圾桶。一边吃一边走,看见了“小布丁”的包装袋,生气的说:“谁呀!这么不讲卫生,把脏垃圾扔在地上,真不环保。”于是准备弯下腰去捡,不料,被高叔叔发现了,他以为垃圾是我扔的,狠狠地批评了我:“你不知道吗?我们清洁工可是很累的,你怎么还这么不讲卫生,要不让你扫地去,看看我们的辛苦。”我委屈地说:“什么呀!这不是我扔的,你误会我了。”可是,高叔叔根本不相信:“小孩的把戏我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能欺骗大人呢?”“我没有!”我的眼泪“扑哧扑哧”的往下掉,“还不承认?我要告诉***妈,让他看看她的女儿***好事。”这时,高玉玫来了,问:“爸爸,怎么了?姐姐怎么哭了?”高叔叔指着垃圾袋生气的\'说:“看!多不文明,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辛苦吗?”高玉玫仔细的看了看说:“这是珊月姐姐***,不是嘉瑜姐姐。”这时,高叔叔愣住了。
临走前,高叔叔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初中三年的生活虽然结束,但我也经常会回想起以前在学校所发生的事。偶然间想起了我自己犯的一个错误,这是一个秘密,没有人知道,虽然这是一个错误,但我却把它当作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华,92分;红,53分;婷,123分等等”“哗,婷居然拿到123分成为全班第一名,真想不到啊。”“对啊,她平时成绩不是一般吗,为什么这次那么高分呢?”同学们听了婷的成绩后,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叹。我看了她一眼,只见她也是一脸疑惑不解的神情。班里呈现出一片沸沸洋洋的情景。
“今天我要特别表扬婷,她拿到了123分的高分,作为老师我很替她高兴,可想而知,她平时一定很努力读书,大家一定要向婷学习。”英语老师的话停止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打这以后,婷真的非常用功读书,从早到晚书不离手,不仅英语,连其它科目的成绩也提高了,(原来表扬真的可以使一名平平无奇的学生一跃成为成绩优异的学生。
有一天,我到办公室找英语老师,但老师不在,我看到老师桌面上的登分册,是上一次的英语测验成绩。“啊,怎么会这样,婷在第一卷的选择题中拿了92分?但第一卷满分只有90分,拿来的2分呢?”我心一震,然后在想一想上一次登分的情况,“噢,想到了,原来婷在第一卷中是拿了29分,我把成绩登反了,成了92分,而老师又只看最后分数,并没有仔细去看同学们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分数,原来这是我的错。”那时我有些害怕,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老师,但我又想起了婷的努力和拼搏,可能这123分真的能够激励她,我合上登分册,当作什么也没看见,独自走出了办公室。
这件事直到毕业那天也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发现,我只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秘密――一个美丽的误会。
如果因人群中有极少数不良之人,而拒绝和人说话,显然是矫枉过正。《扬子晚报》说,破解“陌生人社会”的信任难题,公权一方责无旁贷。
饱含“善意”的提示牌,相关部门不能一挂了之,挂牌之后更要有一个摘牌计划——挂牌是看到了问题,摘牌就需要去治理问题。挂牌是善意的提醒,摘牌是努力的方向。《华商报》说,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骗子的打击力度。同时,也要理解“我们都是陌生人”的现实,设置公共咨询窗口,设置现代化的自助查询平台,让“陌生人”遇到困难可以不用去问另一个“陌生人”。
与此同时,《沈阳晚报》说,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很多信息都来自“陌生人”,拒绝和陌生人说话,实际上也就是拒绝了和社会交往,这只会使一个人信息闭塞,没有人际交往。人们应尽力摆脱已有心态的影响,不妨主动多和陌生人“说说话”。
同样是在武汉,最近也发生了一个主动和陌生人“说说话”的事。据《长江商报》报道,发源于北京的“一声你好,亲近中国”活动近日来到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不少被陌生人问候的市民猝不及防,愕然之后露出会心的微笑。据报道,该活动旨在通过一声“你好”,拉近彼此的距离,促进和谐亲近的人际关系。“我看过一条消息,说是西方国家陌生人见面后,经常会互致问候,而中国人只愿意向熟悉的人和朋友微笑。今天亲身体验后,我感到对陌生人微笑的感觉真的很好。”家住汉口花楼街的王先生对该报记者说。(渠宏卿)
李大进:对诈捐骗捐者应加大处罚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王溪“有的人打着天灾的幌子,骗捐数额能达到数百万元甚至更多,我认为慈善法草案中提到对违法者处于‘1万以上10万以下的’的罚款不足以震慑违法者。”今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召开全议审议慈善法草案。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对慈善法草案提出三点建议。
记得那时大家都在上幼儿园。而彤彤、小菁和茜茜跟我是同班同学加邻居。那个星期天,我找出一条手帕和她们玩摸人的游戏。我来摸,她们躲。我被蒙上了眼睛,正象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生怕被什么东西给绊倒。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了我一下,我猛一回头,只听见茜茜在叫:“彤彤快回来,小心被抓!”原来是彤彤呀!我朝茜茜喊的那个方向跑去。我好象被一个人推了一下,摔倒在地。头重重地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我明显地感到头上迅速鼓起了一个大包。我摘下手帕,看到彤彤蹲在我身边,嘻皮笑脸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又是她!一种不明的怒火油然而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我抬手就给彤彤一记响亮的耳光。彤彤先是一惊,然后捂着脸跑了。
后来小菁告诉我,是一个男孩撞了一下彤彤,彤彤又不小心推到了我。我很后悔。想给彤彤道个歉,却不好意思开口。过了几天,我发现彤彤好象在有意躲着我。又过了几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
后来她搬家了,在临走前的那一天,我还是没有好意思说出那三个字。
那次的误会之所以让我这么难忘,是因为它那我失去了一份美好的友谊。
“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此类提醒,不仅在汉口一地可见。
有舆论认为,如此挂牌,是相关部门懒政的表现。《齐鲁晚报》说,警察的工作字典里是不该有“陌生人”这三个字的。不法者危害公共安全,需要警方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如果警方不是想方设法去打击犯罪,把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却告诉人们“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这不仅是本末倒置,更是逃避自身责任的表现。
不过,也有舆论对“善意的提醒”表示肯定,认为不应过度阐释。《法制日报》说,诈骗案不能荡涤殆尽,这种提醒不仅及时而且颇有必要。指责警方是懒政,但报道所提供的细节不足以支撑指责——我们无法就此断定警察挂牌之后不打击诈骗行为。其实,提醒和打击是不矛盾的,提醒了也可以打击,打击了也可以提醒。
耐人寻味的是网民对这条新闻的反应。据报道,某站在新闻报道后面同时进行了相关调查——“你如何看火车站提示牌称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调查结果显示,57.8%的被调查者表示“理解。目的在于提醒民众谨防上当,无可厚非。”只有36.8%的被调查者表示“质疑。陌生人概念存歧义,易让外地旅客感觉不友好。”由此可以看出网民的倾向。
调查结果说明,在不过度阐释“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的同时,也不妨追问:为何如今很多人不愿相信陌生人?
陌生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危险,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把人际关系搞得如此“戒备森严”,却太过冰冷。《新闻晨报》说,并不是人们不喜欢更好的人际关系,而是因为现实环境中常常“十面埋伏”:广州人都习惯把背包变成腹包,唯一的理由是安全;各个城市的火车站,更是骗子集中的地方。网上对于出入火车站的提醒,比汉口那块提示牌上的内容要触目惊心得多。
信任匮乏,冷漠会逐渐笼罩社会,人们非理性地怀疑和排斥一切。
一些人“误会”了警方的“善意”,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山西晚报》说,这些人的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心理预设:公力救济无所作为。这种心理预设,也不是凭空而生。一些票贩子,就像割韭菜一样屡禁不止,火车站几乎成了江湖的代名词,成了秩序混乱的风水宝地,这何尝不是公力救济不力甚至纵容的结果?
如果公力救济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守夜人,社会也不会变得如此冷漠,公众也不会在公共空间如此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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