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盼望的过年环节是“发钱”。不过可惜发的钱多数要上缴,妈妈的说辞总是不一样。最早说他们要给对方的小孩压岁钱,只有不用“回给”钱的才是我的;后来又说,钱会帮我攒着,还是我的,至于攒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用就完全不知道了。后来反应过来了,只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给的压岁钱才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段一般发生在大年三十到初二之前,必须不能错过!爷爷很大方,从我有记忆时已是一张崭新的50元了,后来渐渐“涨”到1张大团结,2张大团结,包里揣了钱就马上上街各种暗爽,上了街又各种舍不得动,最后还是买烟花,买大头菜,买平时妈妈总也不给买的小玩意。最好笑的是,小时候对钱没概念。一次,一位阿姨给了一张20元,因为只有薄薄的一张,便忍不住大哭了起来,谁都劝不住,最后大姨为我换成了20张一元钱,手里厚厚的一摞,才终于高兴了。
过年时,小孩不像大人那样忙,每天就做一件事情:各种玩。那时,卖鞭炮的摊子热闹得很:有冲天炮、旋转炮、刺花炮、摔炮、礼花炮、黑蜘蛛炮,还有大炸雷……女孩喜欢买比较安全的摔炮和刺花炮,男孩喜欢二踢脚,以及五颜六色的礼花炮……到了夜晚,整个天空灯火通明,闪耀着五彩的礼花……
那时的除夕夜,特别是零点前后,电视里的春晚即使开着最大音量也完全听不清楚,因为到处都是隆隆作响的鞭炮声。“从小就听长辈讲放爆竹驱逐‘年’兽的老故事。如果停了鞭炮声,会很不习惯地觉得没有了年味。”
记得,我从小就爱吃面包。尤其是老家面包店里的一种果酱毛毛虫面包。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曾在柜台上看见这种面包了。
前段时间去买面包,看到几个毛毛虫面包,心中竟不由自主地生出几分欣喜,拿起一看,却发现是奶油味的,我有些失望,便拿起一个问面包店店员:这种面包有果酱味的吗?店员瞟了一眼我手上的面包:“没有,这种面包几年前就不卖果酱味的了。”“哦。”我略有失望的答了一句,(.把手上的“毛毛虫”扔到了货物蓝里。妈妈似是看出了我的失望,便安慰我道:“没关系,下次我到其他面包店看看有没有果酱味的”好的!“我甚是欣喜地点了点头。
前几天,我在地摊那儿买了一支糖笔(曾经我很爱吃的一种糖)。所以又碰到了,不禁买了一支,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却被那又甜又腻的味道弄了个激灵,忍不住恼怒地把它扔进了垃圾箱,但看着垃圾桶中的糖笔,我不禁怔住了,我似乎想起了什么:年幼的我拿着一支糖笔,吃得津津有味……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今天去仟吉没有买到果酱毛毛虫,下次去米希儿看看……”
“不用了。“我打断了妈妈的话。“为什么?”我却没
有回答妈妈的话。
有时候,会嗅到记忆深处的芬芳与色彩但也许有时光的面纱蒙着,是它不甚清晰,但也不必如此心急地揭开那层朦胧的纱。因为,揭开时,心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儿时春节,家乡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要贴春联。记忆中最浓郁的年味,就是小学时街上手写春联时飘着的墨香味儿。
春节前两三天,街口现场就摆起了专门写春联的大方桌,一摞摞红红的春联纸和黑黑的几大瓶浓墨。写春联的都是街坊信得过的,有文学修养和书法根基的“大腕”邻居。写春联不仅分文不收,还可以根据来人的需求、身份和年龄,挑选相应的春联书写。有的是套用古老流传的春联,有的是书写者现场独创。因为外婆当时是街道居委会主任,身高刚好高过大方桌一个多头的我,便跟在她身后忙前忙后地“协助”,帮忙拉着写春联的纸张,或者将写好的春联挪到旁边晾干。看着邻居挥动毛笔,一个个字、一副副春联在腕底流泻而出,墨香扑面而来。
春节贴春联也最难忘,爸爸会端来家里的长条凳,在门两边刷上浆糊。先将春联隔空虚拟地放在要贴的位置,让我和哥哥姐姐站在两米开外,肉眼判断春联是否放正了。那时,老爸一改往日的严肃,态度特别好,特别“听从”我们的指挥。“左边再高点”,“右边再低点”……最后在我们老小齐上阵的努力下,红红的春联端正牢固地贴在了大门两边。而吃罢年三十的团年饭,到每家门前看春联和捡鞭炮,基本是年三十下午的全部内容。大年初一,跟着大人串门拜年时,也最爱读每家每户的春联,常和外公一起你上联我下联的朗读,还能学到不少知识。那闻着墨香的年味,现在想起来,心里都甜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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