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的出现在通俗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任何一种语言的发展过程都是如此。一个社会并存着正式与通俗两种语言。英语从最古老的日耳曼萨克逊式古英文退化到现代英文。可现代英文在英国人古板的腔调下不耐烦了,又冒出了变化无穷的美式英语,这就是正式语言吸纳各种词汇而逐渐向通俗化过渡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正式语依旧保持着它应有的地位,就职演说或者会议公报,字里行间透露着古英文的严谨规整。牧师祷告起来thou、thee满口,压的韵极其美妙;而喜欢莎士比亚的人们去翻看十四行诗时,也都跑去翻看原汁原味的古英文版。
同样,我们的中文,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倡白话文也是为了打破官方意识形态对语言的压抑。相比起文言文,暂不说到文学,当时市井的半洋话到今天还有不少仍被沿用。这些语言从本质上讲就是当年的流行语。当年的蔡元培先生也说过,真正白话用得好的.人,文言文功底绝对不差。这观点到现在依然成立。因为毕竟中文是前后相继的。文言文严谨规整被继承到了正式语言中,最明显的就是学术论文。两个学者因为观点对立而笔墨交锋时,写论文必定要说:我们二人在争论观点。而下了台面泡杯茶,当然也大可以说我们俩在比赛。易中天上百家讲坛都这么说了,他说到孙权和刘备比赛,这反倒显得生动。这并不矛盾。
所以对于流行语泛滥大可不必一惊一乍,语言本是一种自由的东西。他们会成为点缀我们日常生活的点心。而正式用语中谁倘若这么用了,他自己也会觉得滑稽。中文所要面对的不是新旧词汇的冲击,而是自身现行美学形态构建的失败,也就是象形语言的丢失,以及迷失在对字母语言粗浅的模仿中。
我总觉得,我不需要去多想什么。想得简单一点,或干脆什么也不想,那样会比较幸福,比较快乐。
但是,我忽略了——头脑简单的人只拥有卑微的幸福。
假如不曾有那些悲伤,那些失落,那么,就不会有但丁如梦似幻、充满上文精神的《神曲》;假如不曾有那些悲伤,就不会有陶渊明的那让人充满向往的《桃花源记》;假如不曾有那些悲伤,就不会有岳飞那慷慨激昂的《满江红》……
因为有悲伤,有失落,所以有了在痛苦挣扎后的一番深思,有了在流离失所后的一些对幸福的幻想。
快乐容易冲昏人的头脑,哪个诗人不是在饱受磨难,饱经风霜之后才创出倾国篇章?如果不是那些多愁善感、那些困苦悲凉,又怎么会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样的.千古名句?
所以我说,悲伤比快乐来得更重要,它比快乐更让人刻骨铭心。只有在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悲伤后,才换得来一份对生命,对幸福的大彻大悟。
所以,和我一样在这个悲伤与快乐徘徊的年纪的人们,要快乐,请努力快乐吧,要悲伤,也拼命悲伤吧。
这天我从花鸟市场买了两只蜗牛。
一到家,我就仔细观察蜗牛,发现蜗牛的壳就是螺旋状的,而且两只蜗牛壳上的花纹不一样:一个就是花纹向左旋转,叫左旋纹;一个就是花纹向右旋转,叫右旋纹。然而就是不就是很搞笑呢?然而它们长着两对奇怪的触角,一长一短的。如果用铅笔去碰它的触角,触角就会“嗖”的一下缩了回去。
当天我还去了自我的花园里捡了几片树叶和树枝,又挖了一点潮湿的土壤,再把这些东西拿去布置蜗牛的生活环境,能让蜗牛适应我给它的家。
我和蜗牛还搞笑事哦!我给蜗牛喂食物这件事就就是个例子:我第一次给蜗牛喂食物时,以为它吃树叶,于就是就放了进去。但就是第二天早上我看见蜗牛一动也没动那片树叶,甚至看都没看一眼!我只好把叶子当作装饰品。这次我又放了一片白菜,期望它喜欢吃。好期盼啊!
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其实蜗牛不分雌雄,一只蜗牛又当爸又当妈,很辛苦哦。
资深高考语文阅卷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光祖坦承,由于作文阅卷主观性很强,就像做菜肴,各人的口味也不尽相同,所以每年都会有上千篇作文由于初评意见不一,被提交到阅卷中心组复议,改高改低的情况十分普遍。以今年为例,有篇作文初评时第一位老师判了20分,第二位老师给了43分,结果中心组反复阅读后,给出了64分的高分。而另一篇作文初评是70分,但中心组老师复评时一致认为,该文华而不实,脂粉气太浓,结果改到了60分以下。
对那篇已经见诸媒体的被提高到64分的作文,黄玉峰老师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如果中学生们模仿该文的文体和立意,以为这样的“创新”就能在高考中得高分,这就很有可能形成误导,因为高考作文毕竟不是文艺创作,更注重考查的是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辨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而彭世强老师也无奈地说,高考毕竟要求多拿分数,不能太冒险,对于平时写作水平处于中等以下的同学来说,最好不要轻易地搞所谓的“创新”,对于写作基础较好的同学来说,可以在角度、结构上赋予点新意,但也不能太标新立异,要能让阅卷老师在短时间内看得下去,说得直白一点,考生作文中有好的东西,要善于主动“喂”给阅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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