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电影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整部电影的构图取景既漂亮又饱满,特别是在群山环绕下的乡村田野之间,处处透着雄壮和秀美,而“糖桥”的首尾呼应更是整个主题的点睛之笔。客观来说,如果以往的主旋律电影都能做到如此精致程度,我想现在绝大多数的年青一代,也许会更加愿意接受这些电影中所传达的信息。
感叹归感叹,毕竟《南平红荔》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闽北的旅游风光宣传片,最浓墨重彩的无疑是法官詹红荔这个主角了。在我看来,整部电影一共分为三条故事线,四个高潮。三条线依次为:詹红荔作为延平法院青少年法庭的法官的工作始末;那些曾经犯过轻罪,却受到社会各处压力的孩子们;詹红荔在脱下法袍之后,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心路历程。
与此同时,四个高潮又穿插于这三条不同的故事线之间,把所有的故事线漂亮地联系在了一起。第一个高潮当然是两对父母在法庭间的对峙以及詹红荔的表现,这个情节为第三个高潮留下伏笔;第二个高潮便是方超的跳楼自***;第三个高潮就是詹红荔遭到举报之后,两对夫妻的再次对峙;最后一个高潮自然是詹红荔通过种种努力,最后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出台,并且为那些曾经失足的孩子们举行了庄重的“生日会”。
整部电影的故事,主线是很清晰的,而剧本也是设计了各种矛盾,使得电影更加紧凑,作为一个法律人,更是让我思考电影中所表达出来的现象。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对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缺乏普遍的宽容和关爱,刑罚报应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许多人的思想里。这个内容,从郑小伟的父母的表现里、从村民们的反应中,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而这也直接产生了电影的第一个和第三个高潮。
这个是中国特有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性在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美国的青少年犯罪情况更是触目惊心,而美国民众对有前科的青少年也多多少少戴着有色眼镜,当然,这也引出美国各部分联动矫治机制的创立。
让我们来看一组关于美国青少年犯罪情况的数据。因为美国绝大部分州法律都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的保密性,我无法获得近期的数据,但根据孙淑敏2000年8月在《青年研究》上所发布的数据来看,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资料显示:在1990年至2000年期间,美国青少年的***人与自***案件增长了3.2倍;同时,美国15岁以下未成年人因为枪***而死亡的比率是其他25个发达国家总和的12倍。
以我身处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为例,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统计,不过,因为曾经有幸与特区青少年法庭与矫正系统工作人员有过合作,因此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每年都会收到近万起的案件,尽管大多数都是街头抢手机、抢地铁卡这样的轻罪,但是,从数量上看依然是非常可观了。而在2007年让很多中国留学生虚惊一场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案,也发生在靠近大华盛顿地区的校园里。
如此惊人的数字,当然与美国的许多社会背景有关,比如充斥好莱坞电影的暴力形象,再比如枪支泛滥问题等等,都为数量如此之高的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土壤。
针对这个问题,美国许多州政府都设计了一整套各司法部门联动参与的矫正体系,而这也是我在电影中看到的、中国目前也许还有所欠缺的部分。
在电影中,我所看到的詹红荔,不仅专业素质过硬,同时也非常能够体谅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庭的情况,并且以实际行动地去帮助他们。当然,也许是电影艺术渲染的缘故,主角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无可挑剔。只是,从我工作中接触的数百名中国法官的来看,无论是基层的还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一个个都是鲜活的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和烦恼,但是,也有着坚定的理念。如果中国大多数法官都像詹红荔一样,那我相信中国的法治建设将会大踏步前进。
在电影里,对于那些曾经失足的孩子们的矫正,似乎从头到底都是詹红荔一个人在努力。努力说服同事,让那些孩子们一起来参加文艺汇演;努力和他们打成一片,甚至一起打篮球比赛;努力做他们的心理医生,尽管有时候显得无能为力;努力为他们争取档案封存的权利,直至修正案出台等等。
如上面讨论的那样,这样的詹红荔也许是无可挑剔的,可同时也让我思考着,人力有穷,如果詹红荔病了,那些孩子们该怎么办?
也许在华盛顿特区的青少年犯罪矫正体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参考。当然,在此要特别提一下,华盛顿特区的司法系统因为能直接从国会获得拨款,因此,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突出,相较之下,美国其他的州特别是中部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州,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正体系,则远不如华盛顿特区这般完整而高效。
在华盛顿特区,从警察逮捕犯罪的青少年到法庭判决以后的矫正,涉及到警察局、检察官办公室、青少年法庭以及青少年服务中心(Youth Service Center,YSC四个主要机构的相互配合,当然还有许多民间法律机构以及大学社工服务等机构也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联动模式,并且覆盖了整个阶段,而这恰恰是他们整个工作的理念所在(他们称为:Front-End。
华盛顿特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情况,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条双轨路线。若是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警察会将他们直接转移给青少年服务中心,然后由青少年服务中心以及检察官办公室一起配合,对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背景、个人情况、犯罪案情经过、指纹提取和医疗状况等等信息进行各方面调查,并且对该犯罪嫌疑人的矫正,做出一个整体的方案。概括来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切都处置妥当,那么检察官也将免予起诉,也就不会涉及到法官这个层面。
如果社会危害性大,甚至是暴力犯罪,那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将被带往警察局未成年人犯罪办公室,随后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和律师指派等相关工作,并且最后由公诉人在青少年法庭提起公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若是犯罪程度极其严重,那么,该犯罪嫌疑人将被视作成年人犯罪,并按照成年人刑事犯罪程序进行审理。
说了这么多优点和比较,从我个人的观感来看,电影中当然还是有一些可以加以改进的地方,比如配音似乎并不是特别理想;比如整体故事性还是以“情”与“法”为主,故事本身并不是那么有悬念和紧凑,这样也许对于普通观众会失去部分吸引力;再比如自然景色如明信片般的秀美与法庭的过于写实,造成了一定的视觉上的撕裂感,但是,整体来说,这些不足的地方也是瑕不掩瑜,《南平红荔》这部影片是普法电影中的一次飞跃。
电影《南平红荔》是一部法院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根据福建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詹红荔先进事迹改编而成。由邬君梅担纲女主角塑造詹红荔形象,浓缩了她身为法官、母亲、妻子等多种身份背后,所做的平凡与不凡的事。电影在一座廊桥,一片青山绿水中展开,一位“法官妈妈”,一群新生的少年,一段段少年审判实践中的片断,还有那厚重的母爱,影片故事感人至深,情节催人泪下,法律和社会教育意义深刻,对詹红荔精神作了很好的诠释。
影片主人公詹红荔,从事法院工作27年,在少年审判庭工作10多年间,所审结的500多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无一发回重审、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成功感化帮教1100多名少年犯走向新生,挽救了70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受到当事人和群众的高度信赖。她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建立了预防未成年犯罪体系和新生少年融入社会机制,传递司法温暖,化解社会矛盾,被人们称为"爱民为民,情铸和谐"的好法官。
在该影片中主要围绕詹红荔与何刚、李成龙、方超3位失足少年的故事而展开。懵懂无知的何刚在一次打架斗殴中不慎刺死了另一名少年,两个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一方面对丧子之痛,另一方面对巨额赔偿款和独子的牢狱之灾。两方都是崩溃了的父母,游走于他们之间忍受歇斯底里的责难和谩骂的是看起来颇有些忍辱负重的詹红荔,就是这样简单的装束不停地行走在两个家庭之间……
通过这三个案例的展现,让观众深深感受到,詹红荔充满了怜悯与疼爱,总是安慰和帮助那些失足少年及其家人,给他们以生活的勇气;遇到困难和委屈,她也会困惑和焦急,甚至流泪;同时,她又有作为一名法律人的坚持,面对困难,她选择相信法治,积极运用法律思维,思考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去帮助少年们找到一条真正忘记黑暗过去,去勇敢的迎接光明未来的办法,从而体现了她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充满爱心,时刻以那些失足青年为念的崇高品格的同时,更着力刻画她作为一个普通法官如何在故事当中经历了困惑、思索后如何获得成长,最后用看似微小的力量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前进的过程。
在短短的90分钟影片中,从不同的故事和不同人物的命运得到充分的展示。影片结尾的廊桥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对于两岸的百姓来说,廊桥是一种建筑,是跨越河水障碍的工具;对于失足少年来说,少年法庭就像一座桥,这些孩子从我们的桥上走过去,我们一个也不能让孩子落水;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洁身自爱,清正廉洁也是我们必修的课程。
为积极响应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市人社局淮海技师学院数控系组织全体教师观看《南平红荔》这部影片,学习詹红荔同志作为一名普通法官如何通过自己努力,帮助少年犯改变命运的事迹。
詹红荔是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少年审判庭庭长。从事法院工作 27 年,其中在少年审判庭工作9年。在审理少年犯罪案件中,她始终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司法核心价值观,忠于职守,为民司法,公正办案。几年来她所审结的近500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涉及1140多人,无一发回重审、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受到当事人和群众的高度信赖。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了一套符合少年审判规律的“三三九不工作法”,即三个不开庭: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梳理清楚的,不开庭;对被告人成长背景没有调查清楚的,不开庭;被告人对犯罪危害没有足够认识的,不开庭。三个不轻易:被告人没有真诚悔过的,不轻易下判;被害方没有得到精神抚慰、达成和解的,不轻易下判;可以判非监禁刑而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不轻易下判。三个不松手:入监后延伸帮教不到位的,不松手;回归社会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不松手;发出的司法建议没有落实的,不松手。
在何刚伤人案中,她往何刚家前后跑了18次去做工作,希望何刚父母到庭参加审判(父母不到场会让孩子认为父母放弃了他。作为一名法官,她本可以按照法律给这些少年犯直接判刑,但是她没有这么做,为的是让何刚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能够真心悔过。受害人郑少伟家她一趟趟去做工作,甚至引起郑家的反感,郑家妈妈将传票撕掉甩在她的脸上,她的心里一定十分难过,但她依然坚持做工作,为的是两家能够和解。做到了三个不开庭、三个不轻易。
挽救了一个孩子就挽救了一个家庭,挽救了一个家庭就增添了一份和谐。詹红荔同志被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她不仅做好审判工作,还积极关心、帮助失足少年。当少年犯张成龙出狱的时候亲自去接,送他书本和一些法制方面的书,希望他能够回归社会。张成龙在出狱后给的班主任写下了决心书,决心好好读书,考大学,孝顺他的母亲。对于狱中正在改造的少年犯,她一直做到“跟踪帮扶”工作,经常到狱中探望,带领他们搞活动,让他们能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的生活。众多少年犯在她的引领之下积极改造,决心重新做人。
她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建立了预防未成年犯罪体系和新生少年融入社会机制,传递司法温暖,化解社会矛盾。许多少年犯在出狱后认为自己忘掉了自己的过去,现在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进入社会,社会也会以同样的想法来对待他们。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污点却紧紧地跟随着他们。张成龙在出狱后不被学生接受难以融入社会,最后沉迷网络,再次成为少年犯。詹红荔认为,如果说孩子第一次犯错是孩子的错,那么孩子的第二次犯错就应该是社会的错,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她积极思考让这些孩子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法。方超在出狱后洗心革面,以无比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工作,但仅仅因为他曾偷过东西做过牢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在遭遇世人的白眼之后,他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临终前对詹法官说“我知道我偷的笔记本有点贵,但我没想到会贵到要用我的一生来还”。他是那么的无助!这也成为詹法官推动立法改革的导火索。对于方超的死,她无比的心痛。作为一名法官,她认为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这些失足少年重返社会。后来她积极推动立法改革,对轻微犯罪少年的档案进行封存,任何人未经法律允许不得查看,这一重大改革给了这些少年犯重新做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他们再次犯案的机率,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詹法官是一名法官,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者!在改造这些少年犯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她的智慧,教会他们做人。
作为一名职业学校的老师,我认为应当向她学习教育学生的智慧。对待有问题的学生,要摸清他们的生活环境,不轻易批评学生,不轻易给学生“贴标签”,不轻易给学生下结论。充分挖掘学生优点,通过表扬、鼓励的方式引导学生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学生家长优质联系,将学生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家长,对于家庭矛盾或变故引起的反常,提醒家长给予孩子更多关注。通过“家—校”联动的方式培育具有健康人格的职校学生,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能正确对待遇到的挫折,不因一点小波折就走向极端,毁掉一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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