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雄辩的时代,人心被漫天的口水淹没。有时候,有些道理被越辩越清,但更多的时候,人们在无休无止的“辩”中陷入谬误的迷宫,模糊了原则,迷失了方向,丢弃了传统,乃至最后丧失了心灵。耳边充斥着太多的声音太多的观点,立场有如将被大海冲走的小船,这时候,我们该做的只是无言的相信: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因为一切语言从口中说出的一刻,便猝然变质。有如古墓中出土的丝制莲花在遇到阳光和氧气的一霎化为齑粉那样,在心中构思好的话,总可能在唇齿相碰的一刻改变方向。因此道家相信“言”无法衡量大道,禅宗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他们之所以都摒弃单纯的语言的功效,是因为明白有些事物无法简单用语言刻画。音乐之美,难以用语言描述;景致之美无法用语言概括;真理之美难以用语言说清;人心之美更无法用语言承载……世间万物的博大精深,灵魂深处的细微触动,这一切的美即使大师也难以描述其万一,何况我们普通人。王国维说写诗词最忌“隔”,但试问何人能真正的把广博的宇宙,纷繁的情感用区区几行文字准确代替!语言只是镜子,镜中的影像再清晰也只是虚像;我不知世上有多少失真的镜子,只知道有太多失真的语言。知道语言的不可为、不可信,我更乐意选择沉默。沉默不一定就是美,但雄辩经常会破坏美。
沉默是金,因为知道有些话不该说。仗义执言是种美好品德,但并非随时适用。伤人的话不该说,它们在人的心中留下永恒的伤口,是人与人之间无法缝合的沟壑,所以我们沉默;自夸的话不该说,无论时代变得如何的开放和张扬,人的心里都存有廉耻的底线,越过这道底线的话只会招致厌恶,所以我们沉默;随声附和的话不该说,谄媚的话不该说,损人利己的'话不该说,因为我们信守灵魂的高洁,用沉默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天良,用沉默挺起不变的脊梁……有许许多多的不该说,应当沉默的时候,就学着彻底地沉默。
也许有时候,听够了太多纷纷扰扰,会误以为雄辩和语言构成了这世界。但当你抽身于此,会看到天地的沉默,山河的沉默,自然的沉默,时空的沉默……无垠的宇宙教给我们亘古的沉默,而那多如繁星的言论和语言,都散落在时空的角落,被永恒忽略。
“偷看”父母、老师、同学日记和私藏的文章不少,但大多平平,有些“做”。此文虽短小,但情节完整曲折,生活氛围真实可感;“我”的犹豫心理,同学的目光鼓动,“把风”的神神秘秘,均写得鲜活、灵动,故能在同类作文中胜他人一筹。
很奇怪不是,现代人一提及生活智慧,往往是指那些归隐自然的“居士”。
那些饱览浊世鄙陋的文人雅士,看破红尘,收束杂念而遁入山林。东篱把酒,荷锄而归,荒径的草木掩映下,一位衣带飘飘的自得之人,构成了“田园之乐”的景象,仿佛成了“生活智慧”的代名词。至于城市,好像只剩下充满铜臭味的贪婪与疲惫,智慧之景象无处可觅。
人们常误认为那种享受天然的生活智慧只能在野外寻得,将其与遁入林泉直接等同。于是,有人放弃高薪隐入南山,有人将书店开到偏僻乡村并名曰“碧山计划”,无一不想借青山绿水的景象将自己的生活智慧示众。城市的车水马龙中,真的`没有其所求吗?与其说城市忙,不如说人心空。“一个人看了一夜雨,谁也没告诉,是孤独;只告诉了一个人,是爱;发了个微博‘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是矫情,也是我们的时代……”我们耽溺于一呼百应的互动,享受他人的关注和点赞,实际是为了掩饰内心空虚,掩饰梁文道所说的“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此乃假借微博求取呼应与共鸣。若问为何往郊野跑?一种是借助外力,用山的厚重、水的澄澈唤起心底的本真,觅取对生命的最初体悟;另一种则是找个没有无线网的地方,强行节欲。
想想,窗外淅沥下着雨,朦胧了霓红灯的色彩,一个人,在窗边听雨。多么诗意美好的景象啊!可那人心里却想着:把这个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可获多少个赞?呜呼,在城市里找不到生活的本色,迸不出智慧的火星,怪谁?
至此,不由然想起龙应台,她在台北的“紫藤庐”与友人品茗谈心,看身边“紫藤花闲闲地开”。台北有58家星巴克,可龙应台独独青睐这间茶馆,与其说是她明白“紫藤庐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不如说她明白如何在城市中寻觅激发生活智慧的景象。一人一茶,清香缭绕,此情此景,惟有真正悟得生活的人才能享受。
不是所有的景象都能激发人们的生活智慧,如林清玄所言:“心境好时,处处开莲花。”究其根源,乃是善于假物,随心吐纳,以填补内心之空缺。那么,读书吧!和古人交流,与学者辩驳,同春花冬雪同呼吸,偕夏蝉秋月共忘机。内心充实的人,无需过度的信息来弥补孤独,积淀的智慧擦亮了他的双眸。如此而来,弘一法师所讲的“华枝满天,天心月圆”之境,就不仅能在城市中觅得,更能与芸芸众生的生活愿景相融合。
下次再将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归咎于城市时,请反观一下自己吧。因为,对于真正领悟生活智慧的人,人流如潮、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也可以带来春江潮水、明月清风。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着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着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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