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道作文素材【一】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研究第一应考虑何者是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要素。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到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应该考虑，在某种假设的情况下，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②可见，政治学以寻找一种理想的政体为根本要务，而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则在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不理想状态。按萨拜因的说法，“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③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存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学规范研究正是在对人类政治生活困境最深层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政治实践与制度做出批判性的评价，给未来政治生活提供导向性知识，以批判现实、改造社会。而且，只要政治生活是不完美的，这种反思性活动就会持续下去。所以，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面对充满难题的政治现实，规范性理论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社会政治的发展。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没有规范理论的指引，政治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必然混乱无序。
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主权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再次，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其方法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向前发展，其具体研究方法也不断发生变革，其基本趋势就是逐渐走向经验化和科学化。我们知道，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开创了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和归纳来研究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后来经验分析的先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后，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经验分析的方法，并更加注重对历史材料的研究和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到近代形成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出现了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立，在深刻批判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的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主张，与政治学研究中自古有之的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密切相关。一方面，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每一次进步或者发展，都带来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新认识和对政治规律的新的把握;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发展到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热情，这种热情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相结合，形成了惟科学至尊的科学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学的方法论蓝本尽管使哲学发展成为一门没有认识特权的专业学科，但另一方面，它也培植起一种科学主义，从而不仅把对哲学思想的表述提高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分析高度，而且也树立起许多惊人的科学理想不管是像物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是像行为主义这样的方法论”。
治学之道作文素材【二】
刚刚读这本书得时候，感觉什么都没读懂！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还是能看懂一点点的，在迷茫之中发现一丝光明。同时还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政治学》这本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经济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所以，似乎如果要更好的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从西方的政治研究入手。当然没那么多时间！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下面就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关于公民的定义，从词源学上看，“公民”一词源于希腊文“波里德”（civis），原指属于城邦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 这样看来，在一个亚里士多德理想城邦中，要成为公民须要具备有权参加城邦职司、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善德、有闲暇以培育此善德等条件。总的说来，从事政治活动、享有政治权利无疑在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定义中占有较大的意义份额。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并不必然会同时丧失公民身份。但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可能连职业的优劣差异也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能成为公民。记得看过欧美一部叫《星河战队》的电影，在那里面就有公民和平民之分，参军以后就可以成为公民！否则，都只是平民而已。在亚氏眼里公民资格是很难得的！还有一些是关于政体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政权的载体，城邦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终极目的，即追求公利，充分发扬人的天性，促进善德，满足人们过优良生活愿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的深远。因为，在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普遍对利益问题予以了很大的重视，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在《论法精神》一书中对利益的本质，内容，特征及它对社会生活的作用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强调“利益是我们唯一的推动力”，指出“人永远服从他理解得正确与不正确的利益”，并且主张“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很紧密地联系起来”。就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阐明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等观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经济人”，说明了人们是为了利己才行动的！这与亚里士多德中的“追求功利”，“发扬人的天性”有莫大的关联性。所以要了解西方政治学或经济学可以先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治学之道作文素材【三】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治学之道作文素材【四】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化道路。由于整个世界范围内尚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可以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又由于其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不可能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模版。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民主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个增量的过程，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分析我国民主政治的现状，对我们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加快民主化进程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经过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差额选举，进一步健全人大的组织体系，加强人大的组织建设和工作制度建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在立法工作、监督工作、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树立了应有的权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用加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不断加强。一是中央***
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和无党派的民主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即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二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依照选举法和有关法律，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占有一定比例。三是推荐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四是人民政协的各项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
第三，不断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自治区域地方自治的力度不断加大，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更加完善，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四，积极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由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实践。
第五，健全国家领导体制，推选机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1982年到现在，我国先后进行了6次机构改革，特别是最新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第六，法治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前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加强立法工作，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
（二）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党在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实际执行已经非常完善和高度发展。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中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表现为几对矛盾：
首先，认识上的误区与民主建设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一是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民主政治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不足，存在民主工具化倾向，没有上升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目标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导致实践上的偏差。二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思想认识不足，把民主政治建设看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使得主观脱离客观。三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态度上，常常采取简单排斥和概否定的态度，对民主政治的普适性价值认识不足。四是公民民主意识普
遍比较薄弱，公民政治参与意愿不强，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的矛盾。宪法规定我国人民不仅拥有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受益权，而且拥有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而言，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但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弊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臃肿庞大的党政机构，层级明显的干部制度，林林总总的，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还没有根本根除，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人治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变，这构成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体制性障碍。
再次，民主主体的平等性与实际享有的不均衡性的矛盾。我国民主政治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民主惠及我国绝大多数人。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政治参与能力严重不足；基层民主参与机制不健全，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还不畅通；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缺乏制度保障，等等。民主政治建设中这种重实质民主、轻程序民主，重民主内容，轻民主实现形式的倾向，影响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最后，公民政治权利的多维与监督的缺位的矛盾。在民主实践中，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缺乏具体法律保障。
治学之道作文素材【五】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治学之道作文素材【六】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