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什么圈子成什么人”。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人群中来回应酬,不觉已被形形色色的人群改变了本真。
起先,群居是为了互帮互助。我们的老祖宗生活在一起是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久而久之,后代便将这一精神传承了下来。但如果要在人群中不显突兀,就要将自己的个性融于共性之中。若为善也就罢了,若是行恶则天下不安。
宋神宗年间,就有那么一种人群,专门排挤有才之士。留名青史的却恰恰不是那群人,相反,恶名昭彰。“乌台诗案”便算是这“组织”的杰作之一了吧。朝中以王珪为首的文人嫉妒苏东坡的美名,将苏东坡所作诗集翻了个底朝天,将春日游水硬说成讽刺修水利,冠之以谋反罪名上报于皇上。若是打仗,这帮人不一定得利,可是煽风点火可谓是将人群的最大效益发挥了出来。于是,草草定案,文化大师锒铛入狱。由此可见,人群若是行恶,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当然,若想在人群中不显突兀,就只能折节而行了。所以历史也不会忘记沈括大师诬陷苏东坡的事实。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节之人选择退出“群”,或者离开某个圈子的原因了。疲于应酬倒是次要,担心自己被玷污才是主要原因。因此,若想保持自己的高尚节操,便不得不选择回避。
魏晋的\'竹林七贤、隐居的陶潜、不羁的李白甚至是以死明志的文天祥,哪一个不是害怕受到世俗的玷污而选择回避?历史证明他们是明智的。鲁迅孤军奋战,舌战群儒;戴望舒痛斥内兄,忍受分居之痛,这些比比皆是的例子不都说明弃恶人之群的正确性?贤者有云“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选择什么样的人群不啻是一种处世态度,更是一种精神操守。风骨不会因时间而羸弱,但会因人群而被摧毁。
水土不服时,有人忍受了;有人易地了。我们不能否定忍受也是一种方法,但忍受只能扬汤止沸,不然,就得改变自己。而易地之人不仅使自己没变,而且彻底摆脱了困境。
先人早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告诫。但仍有人守着贫瘠的土地,视其为乐土。
我的爸爸喜欢钱,因为他认为有钱便有一切;而妈妈则要车子,但爸爸要还钱,没钱买车,爸爸只好到处去借车,妈妈则天天闹着要开车,仅仅是因为这样能更早一点到达老家;而我的爷爷则喜欢看电视,自从去年装了机顶盒,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几乎一有空就呆在电视机旁,不是火烧屁股的是绝对请不动他;奶奶则是一个实打实的农民,她一干农活,便忘了时间,常常是凌晨便起,深夜才归。有一次,因为她中午回来的晚,我们早已吃了午饭,她见餐桌上空空如也,便挠挠头,又摸摸肚子,心里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吃午饭,如果不是爸爸看见她,她可能就空着肚子去田里了。r
爸爸最怕没有生意做,对于他们这行人来说,没有活计就意味着没有钱赚,家里的生活也就会困难;妈妈最害怕没有车子,从城里到老家,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如果坐电瓶车,一遇上大雨就要穿雨披,搞不好还会被淋成落汤鸡,到时个个都躲在家里的被子里打着喷嚏,那滋味一定不好受,“
爷爷最怕脏水淋到身上就和清理下水道的工人一样全身臭哄哄的。奶奶最怕洪水淹没庄稼,就没有收入,全家就没大米饭吃。
大人们原来和我们小孩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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