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常听说:“灵魂之美重于身体之美”,的确如此,外观的美并不真的归属于美,此美不易让人信服,而灵魂之美只是你自身酝酿的美酒,让人在认识你·接触你,了解你的同时,感觉你的\'妙处,这正是你自身的风度所散发的魅力。而丛飞正是如此一个人,他在自己的能力下不断资助贫困山区的儿童踏上了读书的旅途,纵使自己生活困苦,也不会忘记他那些正在读书的“儿女”,更令人感动的是,在他身患痛患时,仍不忘他们,宁愿自己受病痛的折磨,也要省下钱来供孩子们读书。此情不正是描绘出他的灵魂之美,他的风度之美吗?这是无可否认的,对而比之,在那些表面风风光光的人,而心内却?逸M,事事计较的人,他的风度可比他们那些人的美多了,你认为呢?
在美好的风度下,让人慕名前来一观的人也不多吧。但是在我国却有一队女子,她们是京沪线上的收费员,她们时刻以微笑迎人,给人以天使般的微笑,在人来人往处执行收费工作,不管是多么顽劣的客人,她们都以微笑迎之。在一个顽劣的缴费者被征费时,她们遭到了破骂,而最后,那个缴费者居然将钱狠狠地往她们脸上摔,她们纵使有多大的痛苦,也强忍着,仍然以笑脸相迎,道一声:“师傅,谢谢您。”就如此的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折射出她们天使般的优雅风度,先人们展示出除非同凡响的风度,由而人们纷纷慕名前来一观,连国外友人也不例外。如此般美好的风度不就令人敬佩,不就令人仰慕?
大地宽容种子,才有绿色植物的生机勃发。大海宽容溪流,才有不竭源泉的汇入。现实宽容梦想,人类才有非凡的创造力。时间宽容历史,才有知识与智慧的传承接力。
人与人之间本就应该和谐相处,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嫉妒。前一段日子报道了复旦大学投毒事件,本是最好的舍友,大家从千里之外汇聚此地本就不容易,这是一种缘分。本应好好珍惜,可是因为别人无意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就向饮水机里投毒,让一个家庭承受着丧子之痛。供养一个大学生是何等艰辛,从一个人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这中间有多少肩膀支撑他。等到他年轻有为时本应让那些给他肩膀的人安心,而如今却让那些是时候依靠他的人何去何从?
而那个因冲动向别人饮水机里投毒的人又得到了什么?
那是一生的悔恨,是一辈子的阴影,这绝对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空有智慧与学历不为家庭考虑,不为后果考虑,待他该回报父母时,他在哪?等他报效祖国时,他又在哪?蹲在那个阴暗的牢房里去畅想未来吗?不想职责,不负责任,一味空想未来,也许其后果亦该如此,我无法去悲叹亦或是同情他。
宽容是一种忘却,忘记昨日的是与非,忘记别人先前对自己的谩骂,在岁月之流中,承接阳光的欢乐。
我无法猜测过程的是是非非,却已看到了结局。如果当初买饮水机时不去计较少了一个人的钱,结果会是怎样?如果当初两方说话语气委婉一些,互相体谅,结果又会怎样?如果再投药时不逞一时之快想想后果,想想自己应尽的责任还未完成,结果又会如何?
世上没有“如果”二字,亦无后悔药可吃。
宽容他人无疑于提升自己,事事都去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活得多累。生活道路多坎坷,尽尽自己的职责,付起自己的责任,多一点宽容,少一些计较,不要在小事上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善待自己,宽容他人,让世界多一份爱!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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