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田间辛勤工作;是谁,忙于工作,以实验田为家;是谁,解救人民的饮食问题……种种疑问指向一位伟大国士——袁隆平。
望着面前热气腾腾的米饭,一位辛劳的身影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田地埋头苦干,一次次实验造福于民,您的功名被人传颂,您的身影永存于人们的心中!您虽已是高龄老人,但您不辞辛劳,一直在田间穿梭,一直为人民服务;您整天潜心实验,但您丝毫不古板,爽朗的声音回荡在我们的心中,您的发明成就,也成为人们暂无绝口的美食,成为了人们的福音,解决了人们的饮食问题。像这样的伟人、国士,被所有人所赞颂。
可是,就在昨天,您却远离了我们,远离了世界,远离了您的实验成果……当您的遗体在驶过长沙街道时,许多人追随着您,大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话音刚落,许多人泣不成声。
关于粮食,你们这样说:“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能绊倒一个国家。上世纪六十年代,饥荒饿死人,大家都吃不饱饭,我都亲眼见过。”当记者问:“您还担心这种现象会发生吗?他释然的回答:“不可能了。”说完,他松了一口气。
关于工作,他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国的梦。“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他这样说。
5月23日,袁爷爷去世后,长沙天降暴雨,群众冒雨为袁爷爷送行。
回过神来,面对着白米饭,我竟泪眼朦胧,怀着最高的崇敬与怀念,对袁爷爷说一声:“袁爷爷,一路走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1930年,袁隆平出生了。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他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那时的他为了活命,和家人一起到处逃难。
年幼的他不懂,为什么我们中国要受欺辱?为什么我要东奔西走?为什么中国要忍受饥饿和贫穷?等到袁隆平高中毕业,一家子的生活算是稳定了,但在他的学业上,大家又一次犯了难。上了大学是好事,可是学啥?父亲的思想比较传统,希望儿子能通过上学走入仕途,升大官,赚大钱。可袁隆平不乐意呀,他不喜欢钱,偏偏喜欢花花草草。在袁隆平的心里,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才是自己的归宿,在别的孩子把赚钱当成理想时,他却对鲜花,绿草,果树有着异常的向往。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1949年,他义无反顾地报考了西南农学院的农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湖南农校任教。在那几年,他边教课边学习,不光给学生提问题,更喜欢给自己提问题。课堂外的他,经常埋头在田野间,去从实践中找答案。到了60年代,自然灾害来了,很多地方都闹起了饥荒,人们有的饿死,有的病死,就连袁隆平的身体也有些撑不住。
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他愁得连觉都睡不好。在当时,杂交水稻可是世界性难题,就连发达国家的专业人员也没有攻克,很多人都觉得袁隆平在痴人说梦,可他偏偏不服输——“外国人成功不了,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不行!”人民挨饿的景象就是他的动力,他迈开双腿奔走进田野,去寻找那从未有人见过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着大太阳,脚踩在烂泥里,弯着腰一点点地观察、寻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可这仅仅是第一步。实验,观察,整理数据,撰写论文……潜心研究了好几个春秋,他才使杂交水稻成为了可能。
60岁开始最好科研时光
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他们观测到“类似‘上帝粒子’特性的一颗新粒子”。探测器上的钨酸铅闪烁晶体是严先生带领团队研制的,正是这种晶体,捕捉到了“上帝粒子”的踪迹。
早在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就找到了严先生。当时,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持建造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的L3探测器,准备采用新型锗酸铋(BGO闪烁晶体做探测器中的电磁量能器。然而丁肇中的要求非常“苛刻”,BGO晶体必须长达30厘米,此前从未有人实现。与此同时,美、法、日的科研机构也参与竞争。
当时,严先生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闪烁晶体领域已有一定积累。他立即组织团队攻关,最终拿下了12000根BGO晶体的供应合同。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各国的BGO产品进行评比,上海硅酸盐所的产品得到唯一的一个满分。因此,当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决定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需要数以万计新型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来制造核心部件时,自然第一个想到严先生。2003年底,双方正式合作,这一回条件更加“苛刻”,在4年多时间里就要拿出全部晶体。严先生没有“讨价还价”,再次挂帅。已经85岁高龄的他,不仅可以脱口而出一连串PWO晶体的性能测试数据,还亲自到位于江苏昆山的原料生产车间查看晶体质量。没有拖延一天工期,2008年3月,上海硅酸盐所成功交付了约5000根高质量的大尺寸PWO闪烁晶体,那一年严先生已是90岁高龄。
在7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严先生始终保持着创新精神,当他50岁首创了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时,没有人想到他会在90岁时站在更高的科学高峰上。严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好的科研时光是从60岁开始的,直到90岁。
展现“科学外交家”风范
严先生曾参与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的制定,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当时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
1978年6月,严先生开始担任上海硅酸盐所所长。他前瞻性地部署了所里的五大研究方向,直到今天该所依然保持这个架构。
上世纪80年代,严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他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每到一个所,都要住上五六天,一个个实验室去看,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在院党组领导下,他主持制定了中科院第一个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启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引擎。他主持或参与几项重点工作,如创建开放研究所和开放实验室,破除部门所有制,把科研设施供科学家共同使用,接受流动研究人员,打破近亲繁殖。在他的倡导下,一个以上海硅酸盐所为依托,面向全国的中科院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于1988年成立。再如建立博士后制度试点,中科院的博士后出站后,半数以上留在了设站单位工作,补充了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才。
严先生还展现了“科学外交家”的风范,推动中科院与国外众多知名科学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使一大批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去发达国家深造。
毕生坚持“科学救国”梦
“严先生领导了那么多项目,但在获奖名单里他的名字要么不出现,要么就放在了最后。”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施剑林说,先生一直淡泊名利,甘为人梯。
研究员陈航榕至今都保留着严先生10多年来写给她的工作信件和便笺纸,上面都是严先生提出的一些学术建议。她到上海硅酸盐所读博士研究生时,严先生已经80岁了,但他基本上每周都把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解实验进展。他对学生的论文审阅非常严谨,甚至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都会一一改正。他自费订阅了许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电子版,经常细致地做好读书笔记,再拿给学生看。
“严先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大科学家。”上海硅酸盐所副所长杨建华说,两年前,严先生的夫人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他每天下午都去医院陪她说话,一直到晚上被医院“劝”回家。严先生和夫人感情非常好,两人经常手搀着手,一起散步一起听音乐。其实,自夫人两年前去世后,严先生就状态不怎么好,没什么胃口。
时间回溯到1935年,严先生中学毕业,他的家人希望他报考税务学校,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的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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