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耕方式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那么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也使得家族成为中国最牢固的基层组织。要让这种基层组织稳固下去,提倡家族团结就是一种必然。
“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和世纪,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做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诞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个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力,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始于两个世纪之前的封建主与城市特权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公民权利从特权阶级推广至全民。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利最盛”。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的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渗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组织。所以中国人,准确说汉族人不像其他国家和少数民族,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信仰。在中国,家族延续是唯一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上,形成了其他的各类圈子,组成了这种小圈子内异常坚固,小圈子外格外松散的家族秩序。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血,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
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
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本书自华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国景象作一行串讲,特点是宏观看去,择要点说。随书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烟、分合之势、民族聚散的转换都在须臾之间,几百年换作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人流群众幻作嬉笑怒骂的脸谱闪过,有秉承的共通之处,也有相异相左的发展。
读史读得人百感交集,时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时而怅然若失默默无语。一些大事件,揽得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巧合顺势发生或无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艰险危难,乱世逐鹿问鼎,盛世大笔擘划,有的光耀伫立、有的黯然离去,波澜壮阔中感受世事无常、时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绝的建筑构造小到精细的生活琐碎,教人赞叹劳动者的聪慧与神工;一些对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并举,佛说禅学、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罗万象,交互辉映,争鸣冲撞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光彩来…… 当即豁然开朗有所顿悟,一来知识积淀当是慢慢打开了眼界和胸怀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汇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读史读得清醒,是否亦可提点当下呢?或有补足和进益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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