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铜三代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中国工艺艺术一直没有中断过发展的步伐。工艺作品,从饕餮青铜到明清家具都是出自工匠的巧手。但优秀的工艺作品往往归社会的上层所有。工匠与社会上层的审美情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李泽厚先生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发展对一时期的艺术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按照这个观点,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层所代表的艺术趣味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从工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却淡化了阶级之间的审美差别。
以饕餮青铜为例,“青铜的铸造者是体力劳动者甚至奴隶”,一些大型青铜器的制作更要由数百位奴隶共同完成。如果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饕餮纹是由这些奴隶设计完成的,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奴隶能够理解统治阶级的审美精神呢?
若要排除以上所说的假设,就等于认为青铜时代的工匠只是掌握了铸造青铜的技术。然而技术是死的,它不可能和技术所要表达的内容(饕餮纹以及饕餮的寓意)完全分离开来。如果说社会上层掌握的仅是工艺品的“内容和寓意”,而工匠们掌握的仅是“技术”,那么工艺艺术便是一个内容和技术脱节的艺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由此我认为,以实用为其重要特点的艺术部类,如建筑、工艺等,是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审美交流的重要媒介。虽然这种交流也许并不是他们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但它不自觉地、客观地融合了一个时期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
高中时读李泽厚《美的历程》,看到作者在青铜礼器一节引用了一句话:“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语出《诗经·商颂》,描绘战士出征的***伐雄心。大概是觉得这种状态有如高三,笔者便把这句话写下贴在桌上,半是激励半是调侃。本以为久远的词句太过晦涩难宣,却未料穿越千年,见字如面。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正因如此,有虔秉钺,如火烈烈,是见者心火烈烈。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由克乃夫·贝尔提出,此观点否定再现,强调纯形式的审美性质。从人首蛇身图案中,便能得到美的意味。蛇身贴服地面,微微弯曲,粗陋原始,唯有人首预示着它将作为中国西部、北部、南部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一个主要的图腾旗帜而高举飘扬。离开了绘就人首蛇身的线条,便无意义与美;离开了图腾的意义,人首蛇身图案也不成其为美。
图腾稚拙,青铜狞厉。情感被火焰燃烧熔化,浇筑成巨大的青铜符号,渺小苍生被宛若幽冥的原始宗教情感驱策,跪伏于狞美的礼器之前。今人唯有在想到这一层意义时,方懂得了青铜的冷与重。
而后形而下之器,发展演变为形而上之道。青铜留存千年,原始宗教情感却逐渐淡去,情感、观念、仪式这宗教三要素,由孔子引导和消溶在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中。荀子又将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人生态度发展为《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另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时代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另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无论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铿锵铁誓,还是“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缥缈清谈,都将深意蕴于文字间,寄于文字外。后来者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式伦理政治观点、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的儒家信念、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的卓越人格,无不昭示美学规范中兼有内容与形式两方面。
溯源到上古,延伸至今朝,以“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为筏,摆渡过时间的大风大浪,笔者潦草地见证了一场美的历程。稍作歇息,两岸风景映入眼底。符号、线条等形式本身轻简,却因沉淀了社会内容而有了万钧之重。今人或缺少了一些民族记忆,太过信任也太过依赖所谓的理性与科学分析,也就缺失了那分先于理性也先于感知的情感触动。笔者无意鼓吹情大于理,只是希望今人在面对久远的文明之美时,添上一些以民族记忆为基底的纯粹审美。
就如那场千年前的征伐之战,将士秉持斧钺,自诩正义之师,又畏马革裹尸,由是心焦似火,烈烈不息。绝非消弭在八个字间的前朝硝烟,而是灼烫闻者胸口的此刻心焰。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先生的重要美学著作。它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和美学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宏观把握。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对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特征作详细具体的解释阐述,而是总结概括性地对各时代所体现的美学思想精神做出精练的归纳,并从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为读者理清中国古代“美”的发展脉络。
阅读本书之前我也接触过一些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著作。而《美的历程》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认为本书与其他美学著作区别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在介绍“美的历程”时的连贯性。虽然本书也像其他著作一样分了章节,按历史发展的顺序,介绍从远古图腾时代的艺术萌芽到明清文艺思潮的兴起的各时代艺术特征及美学思想。但作者却没有把各朝代的界限分明地划分出来,反而让人感觉本书有故意化解朝代之间的隔膜的迹象。作者的这种做法使得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特征之间的衔接十分自然,而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到两个相邻或间隔的时代之间的历史联系。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说,“延绵不断”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放之于中国美学史的发展里自然是合理的。李泽厚先生正是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才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感觉到中国古代“美的历程”并不像西方艺术发展一样断断续续,而是浑然一体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编写美学史时能够不破坏艺术发展的连贯性,不轻易划分时代或为其强加一个所谓的“艺术时代特征”,却能使整部著作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从此可看出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美学了解之深以及他处理如此长的历史材料时的高明之处。
好的美学著作不仅能够告知读者自己的美学观点,而且还会留下空间让读者去思考。而《美的历程》便让我在阅读中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痕迹。
作者在第一章“龙飞凤舞”中多次提出,远古图腾时期的器物(包括用小砾石等制作的装饰品)“并非为审美而制作”。这种观点是被普遍接受的。在旧石器时代,劳动人民离“为审美而制作”器物还有数十万年的距离。那么我们用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器物是否有意义呢?我们是否只能够用“巫术说”、“宗教说”、“劳动说”、“游戏说”这些艺术起源的理论去分析它们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我也认为用“巫术说”和“宗教说”解释美的起源最具合理性,但人对美的意识和觉悟是可以从中独立出来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及:
“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
在山顶洞人的眼中,红色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也许还不能被看作是审美意义,因为它完全服务于宗教礼仪。但是人们选择红色而并非其他颜色作为特殊意义的象征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我们知道“红色”之于人有其特定的、普适的官能刺激。这种刺激也许是动物性的,但它所所引起的情感就不能笼统地归纳为“动物性的生理反应”了。所以我认为,山顶洞人选择红色作为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象征的过程应该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虽然这种审美与动物本能的反应之间的界限仍然比较模糊,但前者绝对不可以被后者所包含。
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稍晚的原始歌舞之中。我们之所以可以用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远古时期的器物和巫术礼仪,就是因为我们和当时的劳动人民一样具有这种相似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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