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大国风度的作文【一】
现如今的压力，无疑是高考的这块巨石，人们常说“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但是，只是看见这块巨石，就已经胆怯了，它压得千万学子喘不过气来，但是何曾不想一想它真的适合自己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秀出了自己的特点，秀出自己的本色，秀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在同类中出类拔萃，秀出自己，秀出风采!
人的才华就像是往海绵里倒水，人们看到的只是渗出来的水，而看不到渗入海绵里的部分。上帝给你的这杯水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如今的我们身边被书本包围着，高考的步伐也在一点点的推进，但是这杯水不只是高考，高考之外，也有属于你自己的宝塔。
大家也许熟知一个人的名字——赵柏闻，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最年轻的科研人员。高二暑假时期，那时他十八岁，他去了华大研究院实习，在两个月过后，他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都震惊的决定，他要放弃高考，留在华大做研究。通过自己的拼搏与努力，年仅十八岁岁的他，现已被香港大学录取。高考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人成功的关键，同样也不是命中注定，他放弃高考，这不是一种胆怯，而是一种胆量，他并不是逃避，而是在于秀出自己，让自己的优点和胆识得以呈现。
毛遂的时代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在门客之中，毛遂不是最有声望的，也不是最有资历的，但他敢于自荐，毛遂自荐，在他站出来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成功了，他的目光是坚定的，他不会去在乎世俗对他的眼光，同样更不会在乎冷酷的拥抱与世人的口眼，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敢于秀出自己，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传奇佳话。
毛遂的时代已经划过夜空，再也找不到那颗为之闪烁的星，但是，我相信在浩瀚的宇宙中，那颗星一定在某个角落里，闪烁着属于他自己的光。而我们处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年代，上帝必定不会只给你一扇门，只是有些门实在太过狭窄，有待于你为它闯开。
早在旧社会的年代，高考无疑只是一门词汇，真正去实践的却是屈指可数，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家，文人，学者等等，有几个是上过大学的，大部分人在于秀出自己，让自己的才华在社会中得以施展，腾云万里，路在脚下，不错，一个划时代同时也具有戏剧性的的人物——马云，经历过三次高考的他，最后勉强被杭州师范大学入取，但他的成功是他秀出了自己的那份坚持，高考只不过是他人生的驿站，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现如今的他，有谁敢说他不成功呢?有谁还会轻率于他?还有谁会相信一个经历过三次高考的人成为了中国的第一首富?但，这就是现实，人的一生中关键在于秀出自己，让自己成为耀眼的星。
一个学历不高的人，也是可以成为千万学子的老板;一个上名牌大学的人，同样也可以为他人打工。
正所谓，一技之长，方显才华，在秀出自己的舞台上，才华是自己的资本。秀出自己，就能够给自己的人生画出一道道靓丽的彩虹，就能品味到人生的独特魅力。
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目标，有很多的驿站，你需要在目标上刻上你的名字，证明你来过，让你知道人生的赢败不只是有高考来决定的，科伦麦凯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你转圈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当你只是一味地向前，这个世界就很小”，不错，高考之外的世界一定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宝座，应秀出自己，成功就在脚下。
大家还记得“中国达人秀”这个节目吗?自从这以后，大多数人开始随泼逐流，一味地去模仿他人，而不去真正的表达自己，难道非要用这个方法来实现吗?来自广西南宁的十九岁农村少年卓君就是一个表达自己才华的人，自创的舞蹈，让他获得了千万人的掌声，“田埂上的梦”让他的才华如同耀眼的明珠一样，照亮了他的田野梦。而他则是在高考之外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贯穿古今，遥看中外，每一位学者，每一位诗人，每一位明星，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展示着自己的才华，用哲学运转世界，用诗香滋润心灵，用欢乐点亮人生。而大多数则是在高考之外，勇于秀出自己，让自己的才华得以绽放。
现如今的学生们，以至家长们，无论是工作还是与人交谈的过程中，都会将孩子何时高考，考上哪所大学挂在嘴边。但是为什么不想想孩子们的优点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都会有自己的主见，而现在却被“高考”一词牢牢地锁住了，高考之外的机会有很多，成功的机会更是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偌大的世界怎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只是你没有秀出自我，“千里马”的你应学会去找“伯乐”，展现自己的才华，舞台只属于你。
上帝给了每一个人同样的生命，但是成功的机会却很多，上天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舞台，那么人们就会给你鲜花，给你掌声!高考之外的你，也许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在人生的舞台的上，不管你充当什么角色，只要你以主人翁 的姿态为了国家的强盛迸射光和热都能成为祖国的脊梁。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士，堪称名族的英雄;“苔花如米小，也学杜丹开”的小卒，同样是祖国的脊梁;“金牌挂在胸，金杯持在手”的运动健儿是为国争光;“宁愿一人脏，换得万人净”的扫街姑娘同样是爱国之举。
身为二十一世纪我们秀出自己的那一份能力，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还会远吗?
展现大国风度的作文【二】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