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金钱、真情、名誉、地位、亲人、健康等等,这些都是人生很重要的财富。但是,仔细想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舍弃,都是可以置之不顾的。
司马迁受宫刑,哪里还有什么名誉、地位,但为了完成《史记》,他宁愿忍辱负重。陶渊明为了自己热爱的山水田园和自由的写作生活,宁愿清贫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从林觉民的《与妻书》中,可以了解到林觉民是怎样为了推翻反动的清政府而宁愿舍弃爱妻、献出生命。著名作家史铁生,18岁时一场重病,下肢瘫痪,他甚至多次想到了死亡,但是,当他有了文学创作的`梦想后,他的生命是那样的顽强、充实、幸福。
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同理,一个人把什么看作财富,那么什么就是财富。这决定着你将是怎样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具有意义、最具有价值的财富,是人生崇高的理想、追求,是人生应该拥有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布鲁诺致力于天文研究,直至被宗教裁判所囚禁八年后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为了这个梦想,巴尔扎克一生勤奋,夜以继日,坚持创作《人间喜剧》。为了这个梦想,居里夫人在极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科研,淡泊名利,将科研成果无私地奉献给世界。为了这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坚持非暴力抗议斗争十三年,直至39岁被刺身亡。
古今中外,把梦想看作人生最崇高的财富的事例,数不胜数。
有了这样的梦想,人生可以以苦为乐,可以安贫乐道;有了这样的梦想,人生可以更丰富、更充实,可以战胜孤独寂寞、甚至疾病和灾难;有了这样的梦想,人生可以更具有真情,更具有勇气,可以更让人尊敬、爱戴;有了这样的梦想,可以无愧于人的一生,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你如何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如何对待你。
金钱,如果是为了个人挥霍,获取时就会不择手段,也最容易身败名裂。为爱情、名誉、地位不择手段的人,对爱情会有始无终、始乱终弃;当名誉、地位不能为之带来利益的时候,就必然意志不坚定,从而陷入种种陷阱。
人生,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梦想永远不可以没有!
生命短暂,为我们的梦想多做一些事情吧!
说到信仰,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把它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其实,宗教是信仰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广义上的信仰绝不局限于此。全世界大概只有十一二亿人没有信仰,而大多数,集中在中国。那么,何谓信仰?
很多人觉得信仰是一个过于“高大上”的词,其实不是,信仰是一个“生活化”的词汇,很多时候出现在日常的琐事中,始终贯穿着我们的为人。梁漱溟老先生说,人,一生中要思考三个问题;按顺序,不能颠倒。首先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定是回归到人与内心的关系。我们思考信仰,其实就在寻求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不可避免、回归本真。白岩松被人问及自己的信仰时,他说,他信忠诚、友情、勤奋、家庭……可见,信仰的概念没那么复杂,这个层面上来说,甚至称得上简单;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对信仰的需求。唯有信仰,你才不至迷失;知道规矩、底线在哪里,为什么会被感动。信仰,让你有敬、有畏。有了这把隐形的标尺,你才能真正自由、坦荡、无愧于人、更无愧于已地活着。陈虻曾说,不要因为走了太远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而信仰的存在,就是使我们能一直保有初心,坚守最初的那份热情与憧憬。
再看现在的这个时代和我们身处的社会。不可否认,物质条件愈来愈好了,可精神上,我们是如此匮乏、可怜、贫穷。20xx年,佛山市的2岁女童小悦悦在被车撞后,15分钟内,多位路人经过,却无一人对血肉模糊的悦悦施以援手,人心的`冷漠、对他人苦难的熟视无睹一目了然。还有那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事件,背后也映射出生产者的麻不不仁。在这个***无线扩大的掘金时代的唯利是图,我们不禁自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在怀疑的时代,是否还需要信仰?
答案是肯定的。在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写,“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我愿相信,人性本善,只是“万丈红尘深似海”中,不慎迷失。信仰,是我们唯一的救赎。
找回信仰,就从现在开始。可以是宗教类的信仰,也可以不是。它可以神圣且完美,带有万丈光芒,也可以是一些最平凡,又最易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就比如,一种好的品质,一份可以超越一切的感情。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寻找,从一个很小的点切入进去,一点点地深入其中、潜心挖掘;我们理应知道,平凡中也能孕育伟大,信仰亦是如此。信仰是一种伫立,了然于心间。白岩松说,有信仰最大的好处就是当你心里上有天、下有地的时候,很踏实,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
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信仰,并且坚守信仰。就像卢新宁在北大的演讲中所言,“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初心是美酒,年份越久越醇香浓型;初心是焰火,在高处绽放才愈是美丽。扎西拉姆多多写道:欢喜承受大自然的每一落笔,笔笔都是天意,生命没有败笔。我们要不忘初心,让生命没有败笔。能够不忘初心,当是青年人的基本功。这样,梦想就会来到眼前,人生才能光辉灿烂。
幸福是一种灵魂的香味。是的,只有不忘初心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悠悠千年的人类历史,沉淀出了厚重的文化。不忘初心的人是形成这种文化的骨干。
我们看重初心,是因为它能成就我们。正确对待初心,能够让我们不怕困难,披荆斩棘,攀登高峰。化缘校长莫振高,不忘初心,千万里,他们从天南地北回来为你送行。你走了,你没有离开。教书、家访、化缘,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你是不灭的蜡烛,是不倒的`脊梁。那一夜,孩子们熄灭了校园所有的灯,而你在天上熠熠闪亮。如果不能做到不忘初心,他怎能获得这样的肯定与赞美?
古往今来,达人贤士都十分重视初心。只有不忘初心,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有了初心,就有了压力,也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就会激发自己,创新奋进。海岛守卫者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不忘初心,具有浪的执著、礁的顽强、民的本分、兵的责任。岛再小也是国土,家未立也要国先安。三十二年驻守,三代人无言付出两百面旗帜收藏了太多风雨。涛拍孤岛岸、风颂赤子心。假如他没有不忘初心,就不会为此而奋斗,就难以成为人生的赢家。
成功的人生不可能离开初心。只有不忘初心,才能朝着目标奔跑。有了初心,就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自我。每个人都不愿意让生命没有价值,这就需要不忘初心。莎士比亚写道: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我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人生在世,总会被一些东西束缚,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冲破障碍,向星辰大海进发。愿我们着眼未来,不忘初心。正因为我们会思考,所以不忘初心。我们应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才能在人生精神的天空中熠熠生辉。不忘初心虽不容易,但并非无法做到。列夫托尔斯泰写道过:心灵纯洁的人,生活充满甜蜜和喜悦。不忘初心,能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甜蜜与喜悦。让我们追逐太阳,追逐梦想,追逐夏花般绚烂的明天。
信任是对他人的肯定性的接受态度并且相信通过依靠这种态度能够达到希望的目标和目的。从社会角度看,信任是人际交往和互动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表现。从法治角度看,信任包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对民众的信任。前者是政府施政的基础和保障,后者是政府存在的民意反映与互动。
信心是可以使人得以获得他相信可以获得的东西一种心境。信心包括他信和自信。自信源于对自己的认知和了解,通常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信,即相信他人,则复杂得多。他信取绝于当事各方,也是各方进一步行动的基础。从民众来看,是否对政府抱有信心取决于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即政府是否有公信力。从政府来看,对民众的信心则决定于自身的制度建设和执政水平。
信仰,是指极度相信和尊敬而产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感情,并作为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信仰是持久稳定的信任、信心和依靠的意念和意志。法治语境下的信仰是对正义的信仰。信仰和实现正义是法治的目标。
信任是法治的基础,信心是法治的动力,信仰是法治的保障。没有信任的社会不会和谐,没有公信力的政府就不会是法治的政府,没有对正义的信仰的社会不会成为法治的社会。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是缺乏对信任、信心和信仰的合理解读与和谐构建而形成的法治困局。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一旦有突发事件,谣言满天飞,汶川地震的灾情发布和“周老虎”案件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对民众的'认知与行为自主能力没有信心,动辄以民众素质低、时机不成熟为拒绝践行民主与法治寻找借口,如部分地区推行基层自治和民主选举举步维艰。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对正义的共同信仰,依法办事没有形成社会共识,甚至普遍怀疑法治的效果与功能,走后门、找关系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惯常思路。
依法治国是法治社会的构建过程和我国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依法治官,但在实际生活中被不断分化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最后归结为依法治民,原来应该成为法治对象的官却成功变身为法治的主体,依法治国成为依法治民的堂皇手段。没有法治政府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而建立法治政府必须先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建立公信政府,必须切实尊重和保障民众包括知情权和监督权在内的基本权利。只有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互相信任、互有信心、信仰正义的良好氛围,才能有助于真正实现法治。
在董氏儒学里,天通过行仁、施德、用刑来对待他的子民,只是他的这些牧民之策,都要经过他的儿子――天子的手来落实罢了,倘要落实得不好,他则用灾异来表示他的愤怒和惩罚,“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当然,这一套理论细究起来有些怪异。比如皇帝是天的儿子,要代行天职、教牧百姓的。可是如果“天子”不太听话,没有好好地履职,弄出一点让天不高兴的事来,天就要来教训一下“天子”。这教训不是让“皇儿”撅了屁股,打上几板子,或是踢上几脚,而是用“天灾”“异象”来惩罚、来威吓。天灾,即洪水、地震之类;异象,则是日蚀、月蚀之类。但这类天灾祸的往往不是住在深宫里的皇帝,而是那些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百姓。这位“大君”,他的儿子不听他的话,他不打他的儿子,却是打起他儿子的儿子了。这岂不有点儿怪异?
不仅怪异,这一套理论,如果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来看,可谓之迷信。然而,如果以这样的思维来看,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划进迷信的地盘里去。所以,在这里作为有点神性的学说,是不是迷信不是重要的,重要是要将其作为信仰来对待。比如说,作为天的代理人――天子,倘若真诚地信仰这个学说,敬天畏神,“爱民如子”,小心翼翼地“替天行道”,免去上天这位大君的“灾异”惩罚,对于人间百姓岂不是一件幸事?
可惜得很,独尊儒术的天子们,虽然朝廷之上设宴讲经,朝堂之下以儒取士,也设了天坛、地坛之类的祭坛,四时祭拜,似乎虔诚得很,但祭过之后呢?大多还是声色犬马,沉浸在人间的欢乐里,并没有将这学说培养为精神的信仰,时时面对上天谨言慎行,处处依照天道行仁施德,以民生为要,理政养民,以至于中国的历史里,更多的是仁德不足而盘剥、刑罚有余,天灾不断,民不聊生。最后,使得上天这位大君,只好不断地换“儿子”代他行职,自汉以下,让数十姓的人做过人间的皇帝,直至帝制的倒掉。
儒学毕竟是中国主流的学说,甚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董仲舒的这一套“天人感应”说,不仅仅是教导“天子”,也润物无声地落到了民间。比如人们常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以及“天打五雷轰”之类。但仔细考察,这些让人心存敬畏、保持良善的话,常常是劝喻或警醒他人的,比如自己遇到了他人的`迫害,最后的抗争就是:苍天有眼,老天会看见的,老天会惩罚的。可落到自己的信仰上呢,祈求的则是与上天的通融,比如某人觉得生意上有些不顺,或者职位升迁得有些慢,于是便请了一位“通人”指点,发现原来是“西南角上少了块石头”,或是“东北角上缺了些水气”,总之是要改一改。于是付出一笔不小的款子,改宅扩院,增山添水。或者是用了大堆的金钱从“通人”那里“请”来一个物件,时时携带等。本来是精神上的焦虑与祈求,经过这样的转换便化为了物的通融,无须再谈精神上的信仰,行动上依然是恣意妄为,等待的却是上天恩赐的收获。这一类行为,有形有势,看起来是迷而信的,其实只是用了信仰的大旗,去做投机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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