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三间草房。草房里住着两位老人。它是我的家,是我的避风港。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守护神。
草房最初是三面土墙,只有南墙是砖结构的。犹记得在春暖花开、菜花浪漫的季节里和小伙伴一起掏蜜蜂窝。在土墙上有无数的小洞洞,里面住在一只或多只蜜蜂。我们用一根小棒轻轻的拨出小蜜蜂,把它装在小瓶里,火柴盒里。为什么要拨弄它们,破坏它们,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那时候,夏天最怕下雨,尤其是绵绵不断的雨。土墙会因为雨水的浸泡而坍塌。房子少了一面或半面墙就不再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家。老人的脸犹如这阴郁的天气般阴郁。到哪里去弄钱来修房子?小小的我也浸泡在无奈的情绪里无奈且心痛着。不管怎样,房子终究还是会修好的,它依然是温暖的家。
草房上的'草历经春夏秋冬、寒风酷暑的煎熬,会衰败、老化、不再紧密,变得轻飘飘,一阵风就会吹跑一大片。 所以草房是需要经常修缮的,在麦收之后,在台风来临之前。五月,黄灿灿的麦子脱离了麦秸,金灿灿的麦秸就是最好的房草。请来几个手艺好的篱笆匠,卸下房上的旧草,换上金灿灿的,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过的新草。走在门前的小路上,看房子上有人在铺草,铺好的地方在阳光下闪着鱼鳞样的光波。匠人们高声交谈,屋里飘着菜香,老人脸上的皱纹如菊花般盛开。呵,今儿个真高兴。
老屋的西间房是厨房,朝西开着一扇窗。冬日里就喜欢站在窗前看夕阳。晚霞行千里,西边的天空瑰丽无比。窗里的世界因为晚霞亦变得温暖而光明。窗口下方就是灶台,多少次坐在灶前用火叉烤红薯,烤馒头片。爷爷奶奶在灶前锅前张罗着一日三餐。张罗着张罗着,他们老了,我长大了。灶南边有一口大水缸,里面的水总是满满的。那时候还没有井,吃的水就是每天清晨在西边的小河里汲取的。灶的东边有一张矮矮的条桌,每天的三餐就在这张桌上。夏日里在上面午睡,晚上把它搬到屋外吃午饭。吃过饭,洗过澡,躺在干净的桌上看星星,蒲扇轻摇,偶有风儿吹过,送来远方似有如无的笛声,如泣如诉。
冬日里,屋外寒风呼啸,雪花纷飞。屋里,一张八仙桌放在中间房的窗下。 爷爷奶奶在桌上挑拣着棉花种子,为明年的棉花种植做准备。我在桌上做作业、看书。不记得当时说过些什么,记得的唯有温暖。寒风中的温暖,冬日的温暖,这份温暖会温暖我的一生。
夏日里,外面电闪雷鸣。屋门紧闭的屋里,我必定是依偎在爷爷或者是奶奶的身边。因为我怕被雷劈死。不知听谁说:雷如果想劈哪个坏人,如果他的身边有其他人,雷就不会劈,因为不能伤及无辜。也不记得小时候做过什么坏事啊,为什么就认定雷会劈死自己呢?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我小时候做过坏事吗?也许在我的小小心灵中,认定爷爷奶奶是好人,是雷不会劈的人,是可以保护我的人。事实是他们养育了我,保护了我。直至今日,我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 也一定在保佑着我。
老屋,老屋里的老人,是我的爱,我的温暖,我的思念,我永远的记忆。
从冰雪覆盖寒冷的新疆,回到了春色浓浓的宝鸡,让我和弟妹们兴奋不已。望着黄土塬那绿油油的油菜,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脚下的步子不由快了起来。爷爷笑呵呵地跟在后面,和父亲说着话,那熟悉、亲切的乡音,像悦耳的歌一样,回荡在小树林里。到上坡时,爷爷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拉着弟弟,低声问我:“还记得这条坡路吗?上面就是咱们家的老屋啦。”我是五岁离开爷爷去新疆的,算起来也快十年了,依稀中我还是记起这条路,路两边有许多柿子树,结的是小灯笼柿子,像蜜一样的甜。每年秋天爷爷都会摘很多,储藏在窑洞里,留给我们吃。现在柿子树都长高长粗了长大了,光秃秃的枝桠捧起大大树冠,向着天空呐喊。
爷爷对父亲说:“在外面可吃不上家乡的柿子吧!你看。这片柿子林还是咱家的,今年结的可繁了,听说你们要回来,柿子,我都在窑洞里给你们留着呢。”父亲嘿嘿嘿一笑,在弟弟头上摸了一把。“这些小馋猫可有好东西吃了!”爷爷说话声音洪亮,银白的胡须在胸前骄傲的飘着,脸上的皱纹像笑开了的花。
前面,崖上的迎春花黄灿灿的一丛丛,开得争奇斗艳,暖暖的春风抚在人脸上,幸福的喜悦荡漾在一家人心里。爷爷那时给生产队喂牛,牛圈在老屋后面的坡顶上。在一排窑洞的前面,有一大片场地上堆着几大堆麦草,一群黄牛在场角的栅栏里,悠闲的散步。爷爷的出现引起牛群一阵***动,纷纷涌向食槽边。爷爷吆喝着骂几声,黄牛们像听懂似的,垂下眼帘慢腾腾的四下走开。爷爷牵起一头老黄牛,爱抚地摸摸它的头:“走!老伙计,咱们拉水去。”老黄牛明亮的眼睛里,透着温顺的光芒,跟在爷爷身后。爷爷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黄豆,放在牛嘴旁,老黄牛慢慢地嚼着,感激地看着爷爷。
爷爷拉水的地方很远,在村子东头的坡下,有一段曲折且很长的上坡路。那时农村的拉水工具,都是架子车上装一个大水桶,平路上主要靠人拉,上坡时把牛套在前面,人驾着车辕一起拉。我和爷爷装满水,套好牛拉到坡下,爷爷高声喊了两声:驾!嘚!老黄牛的耳朵呼扇几下,缰绳一动老牛开始使力,爷爷驾着车也使劲的拉,架子车在湿滑的.坡道上艰难地向前。爷爷不停吆喝老黄牛,像在给它鼓劲,老黄牛也真卖力,低着头猛力向前,不停歇地把水车拉到了坡顶。爷爷停下车,在老黄牛身上拍拍,又掏出一把黄豆给它吃。老黄哞哞地叫两声,算是回报爷爷,爷爷和老黄牛配合的太默契了。
每天爷爷都要拉水、铡草,铡草也是个体力活,平时都是我大伯帮爷爷干。父亲回来了,也就成了父亲的活了。父亲手握铡刀,一下一下的,草花飞溅出一团好看的弧线。爷爷在一旁往铡刀上送草,父子俩边唠边干活,温馨的话像铡刀下的草一样源源不断涌出。父亲递给爷爷一支烟,爷爷摆摆手,拿起烟锅吧嗒吧嗒吸两口,淡淡的烟雾像浮起的记忆,把父子俩拉回那些甜美的回忆中。一旁牛圈里,老牛们粗重的喘气声,和嚼草声,在这祥和气氛里格外的动听。时间在唰唰的铡草声中静静地流淌着,父子俩都忘了吃中午饭了。
我常去爷爷的窑洞,吃着蜜甜的小柿子,听爷爷讲故事。老黄牛就卧在一旁默默沉思,轻轻咀嚼自己清淡的日子。爷爷深情地说:“牛可是咱们庄户人家的好劳力啊!咱们干农活离不开它,你瞧!这老黄牛多温顺、忠厚,是我的老伙计了。”老黄牛摇摇尾巴,用温和的大眼凝视着爷爷,像在说:“我也离不开你呀!老伙计。”爷爷也不栓老黄牛,任它在大场地上转悠,晚上老黄牛就卧在爷爷窑洞前的草棚下,它听着爷爷鼾声细细地品味着夜晚的明月。
我已经离开故乡几十年,有一年回去,听大哥说,爷爷去世后,老黄牛守在窑洞旁,不吃不喝也不动。后来村里人没办法,找了几个青年后生死拖硬拉,才把它弄到牛圈里。牛鼻子都拉烂鲜血直流,可怜的老黄牛对主人的忠诚,让在场的人感动不已。没办法,大伯来喂它,它看着大伯默默流泪。大伯把它牵回自己家里好好喂养,可是,不久老黄牛就染了病,大伯想尽办法医治。它还是死了。大哥说到这里,眼里也浸满了泪水。
我听完后,心情颇为沉重,一是为再也没能见上爷爷一面而痛心,二也是为那头忠诚的老黄牛而痛心。我想,人们总会为失去亲人和一些过去的流失的珍贵东西,而伤心流泪、感伤不已,因为这些,曾给我们留下许多弥足珍贵、刻骨铭心记忆。那一个个·温馨的画面,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和喜悦,让我们深深地去怀念它。现如今,故乡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过去那种传统的农耕方式,早已被现代农业方式所代替。如今的农村的耕牛已很少见了,田野到处都机器耕作的影子。可是,不管社会如何发展,留在人们心中那些真实的、纯洁的情感是不会变的,它就像故乡春天的迎春花一样,每年,春风刚刚拂过,它就会绽开金黄、清纯的笑脸,喜迎人们期盼的春天。
许多年过去了,我只要一回到故乡,满眼还是爷爷和他的老黄牛的影子……
我先去了杭州。车在办事处门口一停下来,只见一个长得很瘦小、皮肤黑黑的驾驶员从车上走下来,一看就是个外地人。在他那细小的眼睛里已看不见光彩,相信他一定是很辛苦。他一下车便像要与时间赛跑似的一路小跑跑到车后,马上打开后车门,把一箱箱沉重的货物搬出来,等指定搬货的人出来时,他已经把货全部卸了下来。于是两人一前一后地把货搬进屋里。渴了,跑到车上喝一口水;热了,脱掉一件衣服继续干;累了,身体向左倾斜一点以保持平衡。大家让他休息一会,让办事处的人去搬,可他却笑笑说:“多一个人搬就会快一些,大家也轻松一点。”货物终于搬完了,他把车后门一关,坐到驾驶室喘了一口气,拿起水杯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大滴大滴的汗从他的额头直往下淌。
没过几天,我又跟车去了一趟上海。一到上海从驾驶室慢吞吞地走下一位长得眉清目秀的、嘴里还刁着一根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本地人。只见他踱着四方步走进了办事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一张报纸,二郎腿一跷,看起报来。一边看嘴巴里还不停地说:“快点快点,我还得早点回家打麻将呢。你们这些人搬得真慢!”我愤愤不平地说:“这人比上次去杭州的'那个驾驶员差劲多啦,自己不干活还老催别人。”妈妈笑着说:“你又爱打抱不平,这可能是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区别,外地人因为家里穷,文化程度又低,只能干苦力,所以你要好好学习。”
听了妈妈的话,我觉得有点道理。但外地人和本地人都是人,都是我们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为什么文化不高的外地人却知道对工作认认真真,主动帮助他人。而文化程度高的本地人却懒懒散散地对待工作呢?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看不起外地人,认为外地人文化程度低,卫生习惯差,重活、脏活、累活都留给他们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人分成本地人和外地人,更不应该歧视外地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相反,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勤劳朴实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而让那些优越感十分明显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做一样的工作,拿一样的工资,多劳多得,竞争上岗。这样才能形成公正、合理、平等的风气,社会才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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