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晚上看书的时候,一只飞蛾在我们寝室窗外盘旋,我用手敲了一下纱窗,想把飞蛾赶走,但它就当我们寝室是它的家一样,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管他呢,我可不想浪费看书的时间,继续看我的书。
过了一会了,潘乙尔又打开纱窗,想赶走飞蛾,结果成了帮倒忙,把飞蛾放进来了!
“潘乙尔,你在干什么?”
潘乙尔没有离我,继续看她的书。
“怎么了?”林嫣然问。
“潘乙尔把飞蛾放进来了。”
“在哪儿?”
“我这边的灯上面。”
林嫣然连忙跑过来,站在我床上仰望着灯。
“看见了吗?”
“看见了。”
“万一,它趁我们睡着,对我们下毒!”
“啊!”我吓得躲进了安全基地——被窝。
过了一两分钟,我才把头伸出来。
“消灭飞蛾!”我大声喊道,我准备好了军装——我把头钻进枕头套里,成了防毒面具,把手伸进校服,只穿了前面一半,成了防弹背心,系上浴巾,成了披风,再把校裤和毛衣系在一起,成了武器,最后,我登上了战场——行李箱。她们看了我的军装,都捧腹大笑。
比赛开始了,第一场:王一芯VS飞蛾。我甩出了“空中长绳”,正要打下去的一刹那,我突然想起飞蛾有毒,就因为这个念头,第一场比赛就草草收场了。
晚上,我一直用被子捂着身子睡觉,害怕飞蛾对我下毒。
第二天早上,潘乙尔突然说:
“王一芯把飞蛾放进来的!”
“不是我!”我说。
“就是你!”
第二场比赛又开始了:王一芯VS潘乙尔。
我们一直唇枪舌战,一时分不出胜负。
我感觉很委屈,这下我真成了一只“蛾”——“窦娥”!
虽然长久以来,我们都将元曲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然而,事实上人们对元曲的认知要远远少于其他两者,不知是因为我们的中文课本鲜少提及的缘故还是,人们对此本就缺乏兴趣,总之我们仅有的一点信息也只是来源于历史教科书里的惊鸿一瞥。突然觉得有些可惜,这些曾在历史上散发过耀眼光芒的作品也只是被历史协商赞誉的一笔,便消失无踪。好在,现代的那些戏曲大师们还没有摒弃他们,在被很多人以往的同时,也还总有那么一些人记得它们。也许在人文的历史上这些东西会渐渐淡去光泽,但在戏曲的舞台上却愈加光芒万丈。
提到元杂剧,就不得不提及两个元曲的祖师爷:汤显祖、关汉卿。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两个人都有一种认知:对二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却怎的也想不起来,其相关的作品。也许我们知道,但时间的磨合早已让我们将这些作品与作者对不上号,只是偶尔别人娓娓道来时,才会如梦初醒:原来如此。就如同我这次读的关汉卿的《窦娥冤》一样。撇开《窦娥冤》来看关汉卿,印象中这人的名字并不陌生,但这些被烙在记忆中奉献给了应试教育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名字罢了。反之,撇开关汉卿来看《窦娥冤》,又是一派熟悉的景象,却终究不能从脑海里找到它的出处。直到今天,才将两者真正的结合在了一起。其实早年在书中学到这个剧目的时候,就已经对其充满了好奇,却直到今天才寻得机会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其实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窦娥冤》除了是一部相当出色地戏曲,更是一部人物性格饱满丰富的小说。我想这样的小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是没有几个人可以企及的。故事流畅宛如一气呵成,情结细腻生动又不是厚重感,人物角色个性鲜明,构思巧妙大胆,在现实的基础上又加之神话色彩,真正做到了把理想融进现实,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前提下又做到了戏曲本身的观赏性。至此,我算是真正知道了这个千古奇冤的案子究竟是怎样的。
《窦娥冤》很大程度上是扮演了一个英灵着的角色,在向人们诉说那段历史中人们的生活情况,也可以说,《窦娥冤》就是长久以来腐朽的封建文化中黑暗的缩影。人们在对现实社会无力回天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戏曲这一出口,元曲的行调格式并不是规范的戏曲格式,不像汤显祖的《牡丹亭》亦或是王实甫的《西厢记》那样将每一个人物刻画殆尽,每一出场顺序,每一段独白、独白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元杂曲则更加注重生活化,也许并没有想过要将这样的戏剧搬上像《贵妃醉酒》那样的舞台,只是用来聊以慰藉生活在苦痛中的大众罢了。某种意义上来说,《窦娥冤》实则是把人们的苦痛与愿望以曲目的形式唱给大家听。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关汉卿生前并没有什么功成名就,写的东西也不受人们待见,这种被许多人视作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摒弃了。终于有一天,当人们生活水生火热之时,才发觉之前的歌功颂德是多么的愚昧,于是又将那些在某一个时间里被自己丢掉的东西拿回来重新审视。毫无疑问,好的作品是需要历史来沉淀的,且这种沉淀是建立在人民的认知上的。
《窦娥冤》它的故事渊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去歌颂为东海孝妇平反冤狱的于公的阴德;而是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用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
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在去刑场的途中,窦娥向刽子手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要求从后街走,原因是怕婆婆看见伤心难过,这个小小的细节显示了窦娥的善良细心。在蔡婆婆将张驴儿父子领回家中,劝说窦娥答应张驴儿父子招亲的要求时,窦娥宁死不从,而且批评了蔡婆婆的软弱和苟且行径。窦娥被张驴儿陷害,又被贪官桃杌不分青红皂白问成死罪,经受残酷拷打拒不承认,当贪官要拷打蔡婆婆时,窦娥顾念到婆婆年迈,经不起酷刑,就含冤承认了贪官要她承认的药死公公的罪行,在将要赴刑场处斩的路上,窦娥还牵挂着婆婆,怕她看见自己受刑而伤心难过,经不起打击。这个细节虽小,却充分反映了窦娥的善良孝顺。也是对造成冤案的贪官桃杌的强烈讽刺。
窦娥的性格具有双面性。首先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她的叛逆与反抗。她的性格的一面就是这种不屈的精神。面对张驴儿的陷害她不屈服,即使是在法场之上也要对社会进行最后的诅咒,以表白自己的冤屈。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她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顺从。由于父亲窦天章是读书人,自小在父亲的教导下窦娥对于封建时代女子所要遵守的一切礼节规范是熟记于心的,并且始终严格遵守,不肯越雷池一步。窦娥的反抗正是出于顺从。她要维护封建的传统,维护她心中的道德规范,所以她反抗。也因此,她反抗的并不是什么罪恶,而是与她多年来所坚持的不一样的道德操守。诚然,张驴儿、赛驴医等人是丑陋的、阴暗的,但是窦娥的反抗也并没有十分鲜明的进步意义。
情节上,刑场哭别一场戏,是表现窦娥的性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也是本剧悲剧因素组成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刑场上,窦娥再次重申了事实真相和自己的冤情。最后,窦娥向蔡婆婆提出了请求,希望婆婆能在自己死后看在婆媳情分上祭奠一下自己的坟墓。这段哭诉,哀哀怨怨,与前面的愤怒控诉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窦娥性格的另一方面的体现。也是窦娥在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性格的写照。它说明窦娥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个勤劳善良,命运孤苦,没有过多要求的普通劳动妇女。同时,通过对其他人物形象的描写,显示出窦娥的善良与遭遇的悲哀。监斩官和其他人的行为,描写了一副阴森肃***的刑场气氛。窦娥便在这种气氛下以犯人的身份上场了。一上场,窦娥便唱了两只曲子:《端正好》、《滚绣球》窦娥首先把自己的冤枉呈现出来,说明自己无辜被判死刑,冤屈惊天动地,临死之前,把控诉的对象指向了天和地。而昏庸的官吏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因此加官进爵,显示社会的黑暗,法制腐败,人民蒙受奇冤而又呼告无门的真实情况。
在写作手法上,作品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了三桩誓愿的超现实情节,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使悲剧气氛更浓烈。在语言上,语言通俗自然,朴实生动,极富性格,评论家以“本色”二字概括其特色。课文中的曲词,都不事雕琢,感情真切,精练优美,浅显而深邃。
窦娥死了,她临死立下三桩誓愿:热血长二白练悬;六月飞雪;楚州三年大旱。窦娥是悲剧的主角,可这出剧里的主要人物谁不是悲剧的承受着呢?
窦娥经历坎坷,是剧中最大的悲剧性人物毋庸置疑。蔡婆婆相与儿媳的经历就更好些?她的前生我们殊不知道,姑且看看他的下半生:中年丧夫,老来丧子,好不容易在60多岁的时候找到了个接脚的丈夫,却不见得是一个忠厚足可依靠的老头儿,又领着凶神恶煞不怀好意的儿子还得承受来自儿媳的道德说教和谴责,岂不也是悲剧加悲剧?
若仅就人生甘苦而言,老太太历经沧桑,遭不少别人的白眼,本想好好地生活,但是谁曾关心她?谁让他感受一份呵护的温暖,谁给她可以依赖的感觉?
蔡婆婆的人生是一场悲剧。那么其他的人物呢?
赛卢医,想勒死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发现,做恶未遂大彻大悟,想:立地成佛。躲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来做写善事,不曾想到却向善不能,在张驴儿的威逼之下,成了***父的帮凶,此后事发,落了个“发烟瘴地面,永远从军”的下场。
张驴儿是个流氓恶鬼千刀万剐地也难解心头之狠。但是他又何尝没有收无常的戏弄:喜欢上窦娥,又阴差阳错地毒死了自己的父亲,最后也落了个凌迟的下场。所以《窦娥冤》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意无意地上演着各自不同的悲剧。揭示了人生命中悲剧性的一面,王国维称他为“及列之于世界悲剧中,也无愧色”想到卢梭的那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悲剧想的人生有什么不好,悲剧从来就不应该是也不是不行的代名词,我们活着是因为“那里”有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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