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到北大去演讲,走在校园里。
“真漂亮,尤其这些大树,真是有乔木之谓也。”我说。
“你到新生入学的时候来看,更有意思,”一个学生接过话,“大树底下全睡了人,老头儿、老太太全有。都是从全国各地陪孩子来念书的。好多父母从乡下来,把攒的那点儿钱全给了孩子,既舍不得住旅馆,又舍不下孩子,干脆就往大树底下一躺。”
“能躺几天呢?下大雨怎么办?”我说。
“是啊,”学生一笑,“而且孩子也不会让他们躺,多丢人哪。说是老的陪小的,但小的能放心吗?总得从宿舍里跑出来看老的,到后来,哪里是他们陪孩子?根本是孩子在陪他们。”
是谁陪谁呢?是我们在牵孩子,还是渐渐地我们老了,不知不觉地把手搭在了孩子的肩上?我们说自己是在陪孩子,也自认为在陪他们,岂不知孩子长大了,早已不是他们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他们。
最近读了贾容韬老师写的《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一书,经过第一遍的阅读,就有了比较多的感触,还有就是思想上的转变,确实是一本值得父母一读的好书。
对于教育,一般的人都认为是学校教育,而对于家庭教育,很多人应该都是比较陌生而棘手的。我自己也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误区,认为教育,应该是学校的事情,作为父母就是拼命挣钱,给孩子往好的学校送,给孩子准备好的物质生活。然而,读了这本书后,思想上发生了转变,结合自己孩子的情况,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让我感到原来的我是多么浅薄,多么寡闻,完全没有把家庭教育当回事,没有把家庭教育当成一个事业来对待。
好的是,自己不会也没有装会,现在社会发展太快,很多不学习就会跟不上的,我也在加强学习,加强家庭教育方面的学习。家庭是给孩子培养好习惯的地方,是给孩子温暖的地方,是塑造人生品格的地方。很多时候,自己用现有的眼光,主观的去要求孩子,却没有更多的考虑孩子的感受,没有站在孩子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原来,家庭教育是需要大智慧的,包括批评的方式和时机,合理的运用赞赏和鼓励,学会倾听,学会调整心态等等,有很多都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去学习提高的。
孩子出现问题了,更多的时候是盯着这个问题去找孩子的原因,就像盯着锁着的门找钥匙一样,没有跳出这个思维,就找不到钥匙,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张白纸,是被动来到了这个世界,后面出了问题,肯定是家庭的原来,是父母的原因。因此孩子出了问题,一定是家庭出了问题,父母出了问题,所以要找准病因,才能因病施救。纵观现实中大部分问题孩子,多数多是家庭不和谐的,单亲家庭,离异家庭,家庭矛盾比较恶化的等等。正是因为家庭没有成为孩子温暖的港湾,孩子才会被外部不良思想侵袭,不良作风影响,心理产生了扭曲,才会导致恶性循环,造成问题孩子。此时,唯有先认识清楚自己的问题,从自己的病因出发,找到解决办法,改正方法,进而潜移默化的去改变孩子,把孩子引导在正轨上。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是很多时候言语或者行动不当,却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对于孩子,更多的是包容、理解、信任,而不应该在孩子犯错了大发雷霆、挖苦、指责。更多需要做的是,调整好心态,控制好情绪,加强相互的沟通交流,走进孩子的心里去。言传身教真的很适用,孩子也是想进步想提高的,看到父母都在进步,在改变,在学习,他肯定也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这恰好是我们所希望的,共同成长,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摩西奶奶说,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关键是要开始行动。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孩子越小越是有利时机。愿你我都能及时醒悟,把这份事业做好,行动起来。
鼓励和赞赏是孩子自信心和力量感的源泉,也是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特别是来自权威或者重要他人的赞赏。
作为家长,我们不仅要提供给孩子身体成长必要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孩子精神营养方面的需求,而赞赏就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当我们带着发现美的眼睛去欣赏孩子,看到孩子的长处,在他做对的时候,做好的时候,及时的、发自内心的去赞赏孩子,鼓励孩子,孩子的内心力量感就会增强,自信心也会提升。
但是,赞赏也要有赞赏的技巧和学问,否则,如果你的赞赏比较笼统,概念模糊,或者过于不切实际、夸大其词,这样不仅不会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会给孩子造成隐性伤害。就像一棵植物,过于干旱会使它枯萎,但是浇水过多又会使它的根系腐烂。
在这一章节,贾容韬老师用了大量的案例,详尽的给我们阐述了如何正确的使用赞赏,赞赏应该遵照哪些原则,赞赏需要注意哪此事项:
沟通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沟通需要讲求技术,沟通更需要讲求艺术。这是我在前面的章节中从贾老师与孩子的互动当中学到的。毫无例外,在这一篇章,同样贾老师还是掌握火候、看准时机对儿子大加赞赏:“儿子,你接触电子游戏比较早,智力比一般孩子开发得早。你把电子游戏、网格游戏都玩得那么棒,足以证明你有过人之处。你的班主任也有同感,他认为你智商比较高,他说你连搞恶作剧都有独到之处,说明你是极聪明的孩子。我觉得你的学习成绩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应该排在一些同学前面才对。老爸坚信,只要你调整下思路、改变一些习惯,稍加努力就会后来者居上。”
在贾老师的这段赞赏中,有很多可以提取的技术点,比如:挖掘优势;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积极期待;传递信念。
还有一件事,也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效仿,让我们来看看,在帮助孩子提高水平上,贾老师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赞赏这门技术的。“儿子,爸爸看了你的作文,非常高兴。你这几篇作文中心思想不错,字、词、句、标点掌握得还可以,这足以说明你有写作文的基础。”
当我们把缺点作为知觉对象时,优点就成了知觉对象的背景;但当我们把孩子的优点作为知觉对象时,缺点就成了知觉对象的背景;贾老师用积极的光明思维,抓亮点,抓优点,塑造孩子的价值。
“能紧扣主题说明作文有灵魂,从这点看你是有写作天赋的”“正因为你的作文写得短,老师才给你低分。你感到作文没什么可写、言之无物,不是你的错,而是爸爸造成的。一是爸爸从小没有引导你大量阅读,导致你对文字感受能力弱;二是爸爸总忙,没带你到处走走看看,你接触的事物少,当然没什么可写了。”
情通才能理达,而情通的秘诀就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在前面的章节中,不管是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上,还是在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上,贾老师都运用了同样的手法。这样孩子才易于接受父亲的建议。
“像你这样有思想、不婆婆妈妈、说话能直击要害的人,如果能提高阅读量、多参加社会活动、多观察事物并勤于思考,写好作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写出质量上乘的作文也不是不可能的。”
风过不留痕,雁过不留声。贾老师巧妙地语言艺术既肯定了孩子的优良素质,又不着痕迹地将阅读的意义和重要性、积极的兴趣活动和良好的习惯培养,种植在孩子的信念系统中。
生命只有被“看见” ,才能绽放它的华彩。在贾老师的赞赏和鼓励下,孩子从此喜欢上了作文,高考时作文还得了比较高的分。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赞赏,有内容、有感受、有评价,既着重于“就事论事”又着眼于“塑造形成”的积极引导,可谓效果明显,一举多得。
学了就要用,用了才有用。只有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技巧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日习、日练、日悟,才能把知识变成智慧。祝福大家都能在教子路上结出恒久迷香的果实!
林清玄
与几位演员在一起,谈到演戏的心得。
有一位说:“我喜欢演冲突性强的人物,生命有高低潮的。”另一位说:“怪不得你演流氓演得好,演教师就不像样了。”
还有一位说:“每次演悲剧就感觉自己能完全投入,演得真是悲惨,可是演喜剧就进不去,喜剧的表演真是比悲剧难呀!”另一位这样答:“那是由于在本质上,人生是个悲剧,真实的痛苦很多,真实的快乐却很少。”
大家七嘴八舌地讲自己对演戏与人生的看法,得到了两个根本的结论:一是不管电影、电视剧或舞台剧,演流氓、妓女、失败者、邪恶者、落魄者总是容易一些,也可以演得传神,那是因为大家对坏的形象有一种共同的认知,可是对善良的、乐观的人生却没有共同的标准;二是全世界最难演的人,就是那些平顺着过日子,没有什么冲突的人,像教师、公务员、小职员、家庭主妇,因为他们的一生仿佛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结束时也还是那个样子。一个演员感慨地说:“平凡是最难演的呀!”
我们如果把这句话稍做转换,就可以变成“平凡是最难的呀!”或者说“安于平凡是最难的呀!”尤其是当一个人可以选择轰轰烈烈地过日子时,他却选择了平凡;当一个人只要动念就可能获名得利满足***时,他却选择了平凡;当一个人位高权重、力能扛鼎时,他毅然选择了平凡。
最难得的是,一个人不论在多么不平凡的情况下,还有平凡之心,知道这世界原是由平凡者所构成,自己的不平凡是多数人安于平凡所造成的结果。
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一个社会格局的开创固然需要很多不凡人物的创造,但一个社会能否持久安定并维持文化的尊严与品格,则需要许多平凡人的默默奉献与牺牲。
每个人青年时代的立志,多是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要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可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是社会里平凡的一分子,没有几个能成为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立大志,而是当我们往大的志向走去时,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要知道“平凡最难”!
平凡不只是演员在戏台上最难扮演,在实际人生里也是最难的一种演出。
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几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可悲的是,有部分家长身处在问题的漩涡中却不自知,受困于孩子问题的表象,整日里就孩子的行为问题和孩子拧巴,既不懂得寻求第三方的帮助,又不懂得自我救赎、自我学习和成长,结果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关系越来越恶劣,最后是自己痛苦,孩子痛苦,家人也痛苦。值得庆幸的是,也有部分家长思想觉悟高、懂得反思,懂得求助,懂得自我成长和改变。
比如今天案例当中的这位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来没有给过孩子好脸色,孩子的父亲更是简单粗暴,对孩子常常采取高压政策,非打即骂。一位情绪失控的妈妈加上一位简单粗暴的爸爸,无疑是孩子的恶梦。孩子十六岁时出现迷恋网络游戏,离家出走等问题。
一个不被父母欣赏和关爱的孩子,一个心无所属的孩子,有今天的问题呈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庆幸的是这位母亲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寻求解决办法,辗转找到贾老师当面请教。她信奉“求救于教育专家,不如把自己打造成教育的内行。”决心改变自我,提升自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孩子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也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
在我学习家庭教育以来,所接触和了解到的所谓问题孩子的“回归”和“转变”,无一例外不是通过父母自身的学习和改变来实现的。
错误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成长的契机,犯错是通往正确的必经之路,暂时的迷茫、寻找人生的路径也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当父母看到孩子行为问题背后的实质和情感需求;接纳孩子的现状;给孩子无条件的爱、理解和支持;从生活的点滴之处挖掘孩子的优势并加以赏识和认可;不断创造机会让孩子体验价值感、成就感和存在感;当父母放下内心的焦虑,保持心态平和、时刻保持正念;读书笔记.当父母自身改变,给孩子做好福德示范和正能量的传递;当父母信心满满,把自己活成爱和信念的一道光,去照亮孩子的精神世界。孩子内心的优秀品质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展现在父母面前的也都是懂事、美好的一面。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专家教我们如何养育孩子,但并没有教我们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教育理念是普适性的规律,但每个孩子都有个体差异,专家再了解我们的孩子都不如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孩子。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深入地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彻底地改变旧有的心智模式,才能拥有全新的行为模式,也才能给到孩子正确的、正向的、也是更有力的支持和引领。尤其是面对“问题孩子”和“问题家庭”来说,只有自己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教育的规律,才能号准孩子的脉搏,对症下药。
一了千明,一迷万惑。祝愿我们都能在教子路上结出恒久迷香的果实!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在我们年轻时,都有着自己那所谓的伟大的理想,当一位科学家、一位医生、一位老师、一位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但都不曾去努力,最后只能让这些成为浮云……
或许,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差不多先生”。凡是他都是做的差不多,但是他并没有想过,如果“十”和“千”只是一撇之差的话,那为什么不把十都写成千,或者是吧千都写成十呢?如果火车等他了两分钟,那么他也许可以上车;如果在他临终前找的不是牛医,那么他也许可以活得更久;如果……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如果,也没有后悔药。
如果,他在生前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是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不知道差不多先生,那么我们还可以想想一代诗仙——李白。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想必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的吧。小时候的李白不喜欢念书,常常逃课,到街上闲逛。如果李白没有遇到那位老婆婆,想必他并没有现在那么有名气。“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一句话,令李白很惭愧,从此他每天的学习他别用功,而且再也没有逃过学。最终,成为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如果,李白没有遇到老婆婆,即使是他好好学习可能也不会成为诗仙。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们可以稍微的努力一下便可以改变自己,甚至是改变世界。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隔膜,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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