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人与我交流学习英语及翻译问题时,提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和广大国民一样是通过电视观看和了解上海世博会的,我为我们国家能够举办这样一届如此盛大的世界博览会而深感兴奋与自豪。
20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中国,经济腾飞,政局稳定,文化繁荣,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和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另世界刮目相看。世博会在中国举行,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产生巨大影响,也必将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
我国和世界各国及地区组织的展馆及其文化展示令我大饱眼福,增长知识。然而,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词:
bettet city,bettet life。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据媒体报道,上海世博的英文主题词确定后,我国主办机构的相关人员费尽心机,几译其稿,才形成现在的中文主题词。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这种翻译既不是意译更不是直译,我把这种翻译方法叫做“大转译”。我无意评价译文是否达到信、达、雅,想说的是中国主办人员的用心良苦。据有关部门统计,世界上有33亿人生活在城市,我国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有6。01亿,有118座人口达100万以上的城市。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无庸置疑,但是,我们的城市美好吗?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感觉到了多少美好?都是什么样的人感到了美好!
一位老朋友告诉我,在北京“新东方”工作的女儿与他谈到未来时哭了。她说,她什么时候才能有住房;她说,她看不到希望。我想,她的眼泪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失望。像他女儿这样的高级白领都看不到希望,近6亿的广大底层民众何谈将来的生活更美好?!一个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的社会是可怕的!但愿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词不再是我们早已听习惯了的一句口号!
几天前,我与一位受过高等教育,靠技能奔命,年仅28岁的小伙子交流。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让我大吃一惊,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竟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如此理性与深刻的认识。最后他说,我已经对这个社会彻底失望。沉寂片刻,他站起来,目光炯炯的说,中国需要英雄!
年轻人走后,我在陋室中点燃一支香烟,沉思良久。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沦为现在的样子,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份推脱不掉的责任?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尽一份应尽的责任!
生活,给予你的;你付出的,生活它也接受的太多。生活从来不会羞怯于你给的太多,也不会害怕自己得到太多而无法前进。相反它会发怒于你给的太少,给你的惩罚便是:让你变得一穷二白和痛苦不堪,这是最轻松的。
人们努力学习,为了生活;拼命工作,为了生活;仿佛这一切就为了俩字——生活。也是,人生一世,为了活下来,使用各种手段去拼,去闯去创造,可谁到最后,还不是变成一捧黄土,消散在人海中。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已经死了”,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懂这句话,只是从各种资料上略见一些他人的见解。但那些东西毕竟不是自己的,渐渐的,我开始走向各种各样的生活中。
学习生活:平淡且无聊,但也有些许意义,可能我会用一生来完成这件事,尽管现在的我还不如意。当然,我更觉得,分数高,他的学习不一定好。那只是成绩好而已,学习——广而言之,发现一个事物与事物存在的价值,化别人之长为自己之有,不仅“学”而且“习”。
社会实践生活:复杂而有趣,诚然不知,人心多变,这里,我见到过绝望到爆的分手情侣;也见到为养家糊口而不幸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更见到过那些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士。同样也见过那些身家过亿,到处风流之人,世间百态,人生可畏,能让你驻足观望的风景点有几个?能让你相思成疾的人有多少?能让你感慨万千的事又有几件?
直到现在,我也还没能悟出一些关于人生的道理,也许我还太小,些许我还太天真。但我却也明白:能带给你快乐的人,不一定是什么好人,也许只是个小丑,同样,能带给你忧伤的人,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人,也许,他是你最爱的人。
虽然,我生活在城市,但我远远没有那乡村孩子的幸福,那快乐。我希望我能和他们一样生活在乡村。
春天,我可以和小伙伴们去田地里捉昆虫,在田野里奔跑着,虽然有时会被石头绊倒,但那一点也不疼,因为那开心已淹没了疼痛,我很快乐。“呀!捉到了!捉到了!”我终于捉到了,是我捉到的第一只昆虫,那时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候!
夏天,我可以和伙伴们去游泳,去小溪里嬉戏。我们在水里打水仗,捉小鱼,和鱼比赛。玩累了我们潜下水,去水里寻找漂亮的鹅软石,带回一两颗,当作漂亮的摆设。
秋天,我可以和伙伴们玩游戏,去那田野里玩游戏,因为那时候是玩捉迷藏的最好时候,玉米长高了,那叶子足以遮掩我们。“开始了,我要捉了。”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我们便听着脚步声来藏,我们小心翼翼的`走动着,生怕被听见了,每当被发现的时候,那脚步声是最好胡信号,可以让我的同伴知道我被捉住了,要重新选择地点,这时候是最激动人心了……直到我玩累了,不然我到天黑也不肯回家。
冬天,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堆雪人,那每一个堆好的雪人都是我们打雪仗时的阵地,一般我们要堆好几个,万一一个雪人被打蹋了,我们则会去另一个阵地,直到我们的阵地都被击垮,不然我们就还没有输。每一次我都要玩到手冻的红彤彤的,直到我不能在拿起雪球,好比不能在拿起枪,我都不会放弃,回到家,把脸用热水洗干净,把手浸泡在热水里,是那时最舒服的事。等我暖和好了,我会在上战场。
我希望拥有这样的乡村生活,只要可以快乐的玩耍。不再呼吸城里污染严重的空气,不再看见灰白灰白的天空,不再看到那来来往往的车辆……生活在乡村里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大抵是父亲的“种了一棵好白菜被猪给拱了”的情怀吧。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机陡萌”
(My dream, I fear, are infantici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窜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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