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和权利作文【一】
在《认真对待权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观点和一个命令的反差——一个命令的适切性取决于命令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一个观点对于任何人的适切性取决于对该观点所基于的基本价值观的接受程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基本价值观的检验”。
怀疑论者和这些美国法学家们都认为法律与政治道德的命令有着基本的紧张关系。唯一的区别是，这些美国法学家们把他们的宝押在法律上，而怀疑论者在把他们的宝押在道德上。
一个政府通过尊重权利表明，它承认法律的真正权威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对于所有人来说，法律确实代表了正确和公平。只有一个人看到他的政府和公共官员尊敬法律为道德权威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这个人才会在守法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也自愿地按法律标准行事。在所有承认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使法律成为法律的东西。
知识的特点是，它的发展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建筑的过程。换句话说，和我们新建的铁路系统不同，我们认为一个新发现的知识是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存在的。例如，地球引力是在依萨克·牛顿发现之前就存在的一种力量。道德发现也是如此。一个人突然发现种族压迫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不说明虽然现在不能接受种族压迫，但是在过去，种族压迫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相反，他的意思是，虽然以前他认为种族压迫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他发现事实上他过去错了；种族压迫永远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是他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知识的发展，首先是由促进参与发展的人们之间的观念交流来推动的。我们可能事先不知道将有什么发现，或由谁来发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保证与这一知识有关的所有思想的迅速和彻底的、尽可能广泛的传播来推动发现的过程。知识的发展是一种思想、一个新的原则导向另外的思想和原则的过程。所有相关的思想都可以促进这一过程——包括那些所产生的环境与我们的环境不同的思想；以及那些最初看起来不合理的思想。例如，所针对的背景与我们的背景不同的思想仍然可以刺激我们对于不同状况的思考；很多重要的思想在发现的最初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即使最终由事实证明是不正确的思想，有时候也可以为重要的发现提供灵感，从而促进真实的知识的发展。为了效率起见，这样的交流应该尽可能地包括所有参与这一知识发展的人们。参与交流的人越少，就越可能丢掉有用的思想和重要的发现，从而使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
选择和权利作文【二】
九月的小院儿，淡黄的花儿摇曳在深棕和浅绿间，香气跳了出来，令人沉醉。
只是，金色的眼光，恍惚了我的眼睛。我对着里屋大喊：“奶奶，奶奶，你出来啊，孙儿有话想问你哟！”
奶奶从阳光深处走来，手里拎着小板凳，放在我面前。我从容地坐在小板凳上，用手杵着脸蛋。
奶奶问道：“孙儿，叫奶奶有什么事情吗？”
我撅了撅嘴巴，说：“奶奶，为什么我的小树上面没有小花呢？那棵树的花香香的，小小的，特别好看，我的'小树什么时候开花呢？”
奶奶听到我的话，笑了，缓缓说道：“乖孙子，小树会长大的啊！长大了，它就会开花的。你看看，你也在长大啊，我们要慢慢等，你不信的话，就跟小树打个赌吧。”
我点头示意，伸出小拇指，对着树说：“小树，你会开花吗？你一定会开花吧？我们来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我稚嫩的声音回落在天底下，荡漾。
日子慢慢溜走，那个约定一直藏在我心里。
一天清晨，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寻找着奶奶的身影。
不一会儿，奶奶掀开门帘走进来。我似乎嗅到了一缕香香的味道，只是她的手背在腰后，神神秘秘地望着我笑：“猜猜，猜猜奶奶带来了什么？”。
我瞬间清醒了！“花？是我树上的小花吗？”
“我孙儿真聪明，看吧，这是不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小花？我给你摘了下来。”奶奶的头发带着丝潮气，我看向了窗外的雨，我懂了这花是怎么来的了。
“孙儿，你看看，小树实现了你和它的约定，你呢？我的孙子也要慢慢长大，当你长大之后，很多事就不需要奶奶了，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处理了。”奶奶摸了摸我的头，温柔地说。
我点了点头，擦去眼泪，穿起鞋，坚定地向桂花树走去……
桂花树上，淡黄的花儿摇曳在深棕和浅绿间，氤氲的香气中，一位高高大大的小伙子正搀扶着奶奶向小屋走去。
选择和权利作文【三】
德沃金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法律理学家之一，在其名著《认真对待权利》问世后再法学界引起巨大震动，也因此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望。浅显地读完这本书后，对其中许多对我而言还比较晦涩深奥的东西目前还理解不透，但对有些论述却让我醍醐灌顶
德沃金作为西方后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其思想无不受“自由”之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对美国盛行的功利主义给予了理性的批判。而自由理念，从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就是必须承认自然客观规律与社会规律为前提，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受限制的状态。而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是人与人的联系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均衡的状态下的自由。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以前两者为基础，我认为就是个人的权利。自由无论从哪个角来看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是对于个体而言的，就是“把一个人当一个人”，就是使人不断成为自由体。从这个立场出发，权利就是我们为人之不可忽视和脱离的重要东西，我们不是认真而是应该要很严肃地对待，因为它时刻受到限制和干扰。德沃金很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书中指出：“法律并不是统治者强加给弱者的意志，而是社会共存的保证。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法律应该提供必要的基本框架和规范，使这些问题的争论局限在这些规则之内。尽管立法是民主的过程，但名义上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但立法往往通过功利主义的思路论证限制个人权利的合理性。大部分调整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那些法律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它必然体现社会大多数人或一些强者关于社会利益的观点，再严格的立法程序也不能确保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到伤害。因此，权利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对尊重少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许诺。当人群中的这种分裂作为严重时，如果必须执行法律，那么这个许诺必须是最真诚的。”由此可见，功利主义并不是真的如许多法学家那样标榜的“把每一个人当一个人”在不平等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的社会里，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往往为我们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立法我们到处可见，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欣然接受并且在自觉承受这些的同时将其融入了我们的判断的价值观中。为多数人的福利而限制个人权利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应该谨慎注意个体的权利，更应该认真对待之，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权利。德沃金这一论述其实回答为什么要认真对待我们的权利这一必须让我们所有人重视的问题。
那么，继续追问我们该有什么权利呢？显然自由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是不同态度。德沃金从对权利的概念分析作为切入点，回答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他认为在不同的背景下权利的内涵是不同的。“当我们说某个人有权利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到，说一个人有权利做什么事情，和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有着明显的区别。德沃金认为，真正的权利必须是能够做某些事情的权利，尽管在社会多数人的眼里这样做事错误的，甚至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多数人的境况比以前更糟糕时也是如此。即使是为了普遍的社会利益或为了保护多数人希望在其生活的任何一种环境，政府也不能否认这种权利。在以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例子，他谈到，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政府认为公民要说的话所带来的坏处大于好处，政府阻止他们发言也是错误的。 德沃金这种比较激进的权利含义意在提高人们对政府及公权力的警惕，因为他们是个人权利最大的威胁者。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主义其实并不否定这一说法，也没有形而上得认为自由就是为无限的。德沃金同样认为权利也不是无限制的，还是要受到必要的国家限制。他认为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每一个公民都负有必须遵守全部法律的基本道德义务，即使他不喜欢那些法律并希望它们尽快得到修改。他的这一义务是对他的同胞所负有的，因为大家都在服从同样的法律，可能其他人也对法律存在抱怨，但是稳定的法律秩序，没有人去违背法律。不过接受法律限制和责任并不意味着剥夺公民的反抗政府的权利。
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德沃金认为个人首先有对抗政府的权利。在作者成书的背景来看，当时越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而许多美国人认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合理导致了遵纪守法的公民的生命的牺牲，而这被誉为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外交鼓动辞令的背后却是政客滥用了人们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后果。从美国历史来看，这个一直崇尚追求自由的国家，在建国一开始就一直对政府的问题保持着无比的小心和警惕，一部美国宪法的起草建立过程，就是当时各州在为保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人权护航的准备过程，立宪会议的55位国父们争吵不休，核心争论是政府该怎样建立，为谁建立，以及它的权力该怎么限制。到了后来，最终达成妥协。美国宪法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实质建立，但是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这个民主的国度确立了个人自由的权利本位的思想，将对政府的怀疑和警惕深入到国民心中。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它的本质是为人民挑选出来为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干预和限制个人的自由。所以，公民的自由的维护，现实中必须在立法上赋予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这种对抗不是以一种激进偏激暴力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法律赋予的形式予以制约。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一脉相承地对政府予以理性的警惕和规制，尽最大可能性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在有这一传统的国家里的法理学家，更是作为自由主义学者的德沃金自然而然地会在这一基础上加人深入的论述。这这本著作中，也可以在多处得到体现。
其次，德沃金认为应该认真对待的另一重要的权利是平等权和自由权。这是从个体人本位并且是个人最为基本的权利，也是其他的个人权利的基础。德沃金核心的概念并不强调自由而是平等，他认为在政策决策中，自由权的分量不能和平等权相抗衡。同时在其著作中他对自由也作了区分。许可的自由和作为对立性的自由。前者指个人不受社会和法律的限制去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而后者则指人作为独立平等的人的自由。他指出：“好的法律，如禁止谋***的法律也以同样的方式限制了它，而坏的法律，如禁止政治性演讲的法律，则更大程度上限制这种自由。”这两个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受到社会和法律过多的限制，那么，至少这是一个有力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附属于那个向他发号施令并强加诸多限制的集团，就是我们所说的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从两种自由的区分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作为许可的自由来说，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削减了这种自由，不存在一般的自由。作为自由权只是一种比较弱的意义上作为独立性自由。由于每一项限制自由的法律都会侵犯这种自由，这种自由权在政治争论中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能与平等权相抗衡，而根本不存在普遍自由权。 而对于平等权，他认为“平等权意味着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是德沃金认为的最高政治准则。如果政府更否定了公众的平等权，就意味着把一个人不当人来对待，或者给予他人的关心少于其他人对的关心。由此看来，政府必须不仅仅关心和尊重人民，而且必须平等地关心和尊重人民。它千万不要根据由于某人值得更多关注从而授予其更多的权利这一理由而不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它千万不要根据某个公民的某个集团良好生活的概念更高尚或高于另一个公民同样概念而限制自由权。”
有人认为对人的平等保护也不是绝对的，个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时候在实践中不能完全行得通，或多或少会与我们的社会政策相冲突，法律就会做出对个人平等保护规范以一定的限制。我觉得，这些限制虽然在功利的角度来看起到了很大的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的作用，但是对于其合理性我们应当予以怀疑，机会的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平等，也并不一定能保证实质的公平正义。法律给予人平等的保护，或许有可能是在平衡一些机会不平等的状态，以求权利人起点的公正，而对于那些被限制的有更大机会优势的人而言，这种的'平衡其实功利地对其权利予以伤害。
从这两种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权利来看，其实是在外和内两个语境将权利和法律联系起来。德沃金的“权利论”在这两个方面出发，很好得批判了百年来西方法学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内在缺陷，确立了权利的地位。同时，对法理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位阶作了调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法律要想受到尊重，必须寄托着人的一些美好的理想理念，一则我们的政府要认真对待法律，忽视法律就如同忽视其建立的根本，没有区分法律和行政命令，同样是野蛮的行径，否则就无法构建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同样，政府不重视或不认真对待权利，同样也就意味着没有认真对待法律。二者作为个体的公民要积极为权利而斗争。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权利的本质是斗争，为自己也为他人。只有理性的斗争，我们的权利才能扩大，我们的就越有我们追求的自由。也许我们只有在斗争的争取中才能明白“法律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旨在享有的社会。”
选择和权利作文【四】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