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时的记忆中,邻里之间相互借东西是很常见的,借劳动工具借针头线脑借柴米油盐。每次借的时候,借者自然大方,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没有借的忐忑和不安。
“他大叔,你家的犁子在不在?我想把东头的地犁耙犁耙。”
“他大婶,我家的黑线用完了,你有没有?”
“今天来客,油瓶空了,先给我倒点儿。”
被借者绝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忙把东西找出来,送到人面前,还要说上几句体贴的话。
“你真勤快,闲不住,隔天我也得把地犁犁,别耽误了安种。”
“线够不够,不够,我再给你拿。”
“我也搞过这样的.事,那次晌午头来客,盐没了,我还是到张老婆那儿拿的。”
别看东西小或者少,必定要还的。还犁的会高声问:“他大叔,犁用完了,放这儿好吗?幸亏犁得及时,不然赶不上墒情了。”犁的主人会让还犁的坐一会儿,忙着去拿烟,好像借东西的是自己。
还线的主妇会在唠完一会儿嗑后,在要回的时候,把东西掏出来随处一放。主人会责怪:“你看你,这点儿东西还拿过来,真外气!”主妇会说:“有了,没有我也不会还你。”
借油的会打发孩子还东西:“俺妈说,这是俺家刚榨的油,让大婶你尝尝。”大婶会撵着孩子给他点儿黄瓜之类的东西吃。
在经常发生的借和还中,乡人虽然不说谢谢,但都通过默契的方式把内心的感激表达了出来。在乡人眼里,“谢谢”这两个字,有点儿别口、自白、浅显、夸张,与土地的自然和质朴不相称,如果说出来,就疏远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人也变得更生分了。
记得我读初二的时候,村西头的潘家十多岁的孩子突然昏死了过去,当时潘家男人又不在家,听到潘家女人的喊声,正在地里劳作的“黄麻子”飞奔到老潘家,背起孩子就往邻村赤脚医生家跑。七八里的乡间小道,干瘦的黄麻子在负重几十斤的情况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狂奔到村医家,及时挽救了孩子的生命。老潘家为了感谢黄麻子的救命之恩,专门挑了良辰吉日,邀了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拿着炮仗,背着礼物,到黄麻子的家。在弥漫着好闻的硝烟味中,被救的潘家孩子在父亲的命令下,扑通跪在黄麻子面前,嘣嘣磕了3个响头。黄麻子手足无措地转着圈子,一个劲儿地反复埋怨着老潘:“你这是干啥呢,干啥呢……”老潘大声说:“孩子的这条命是你给的,你什么时候要,他就得什么时候给!”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一个“谢”字。
后来,我到了城市,听惯了谢谢,也习惯说谢谢。
前段日子,父亲身体不好,我回去看他,见邻居大娘也来探望,还拿了十多个鸡蛋。送她出门时,我下意识地说:“谢谢你呀,大娘!”大娘愣了一下,嗔怪道:“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把根留住,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在乡村振兴大潮中保存我们的文化血脉,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让文化为乡村振兴一路“保驾护航”。
高考,对于已入职场两年的我确实只能是N多年前的回忆了,但即使是回忆,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错综复杂的回忆。
在当时看来,那是一种无法言明的清苦,夹杂着各色的酸甜苦辣,备考的日子就像是被人按在水里,憋得你喘不过气来,总盼着那两天快点到来,等到高考终于降临,却是一种英勇就义的凛然:不成功便成仁!
总共经历过两次高考,高考的滋味对于我来说算刻骨铭心了。有人说,没有经历高考的人生是残缺的,确实如此,那是一种无法抹去的记忆,一种随时可以拿出来发呆的感觉。
我的高考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但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断了与高考的这份情愫。在我大学快毕业那年,我们家又迎来了老妹的高考,那时几乎每周两次电话,向她询问学习情况,交流心得,开导心理。而此时此刻,老弟正坐在教室里答着高考语文题。
从我高考那年到今日,我们家那根高考弦从来没断过,老爸老妈更是被我们“牵连”至今,每次的高考,我们在战场,他们在家坐立不安。前些天还听老妈说老爸为了弟高考的事,晚上经常失眠,有时还半夜醒来一人坐着自言自语。
高考,与我,与我们家,纠纠缠缠到今日,总算是有个头了。高考记忆注定要刻骨铭心一辈子了。现在,我只想对正在考场的弟弟说一声:“老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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