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令人敬佩的邓希贤啊!
所幸的是,走投无路的邓希贤意外得到巴黎一清洁工米歇尔的帮忙,而后,又结识了中国进步青年***、王若飞等人,遂加入少共,三人成为密友。
邓希贤的道路越走越宽。
一天,邓希贤和外国人比掰手腕,虽然他竭尽全力,但,还是输了。然而使人惊讶的是,邓希贤不但不气馁,反而充满自信地说:“我会成长的!”——短短五个字,却铿锵有力,落地有声,比任何豪言壮语更富感染力。
都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从贫困交加的旧中国走来的孩子却能如此地坚强自信乐观。这比泡在蜜水中,因一点小事就悲观失望萎靡不振的我们要强多少倍?因这句话,我的心就这样感动着。
是的,人是会不断地成长的!任何一种结果都不是永恒的。永远的胜者是那种拥有胜利者心态的人。
不是吗?在法兰西艰难的五年岁月中,邓希贤从一名求知若渴的学子到一名坚强的职业革命家;从理解革命真理到主动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借外债的“拒款斗争”再到1924年7月***回国,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旅欧共青团”执委的重担……这,就是令人欣喜的、充满暴发力的成长!
为了更好地振兴中华,他心怀忧思,不甘落后,革除积弊,立志改革,同祖国一齐成长。而今,我们的祖国妈妈已走过苦难,走向日新月异、百业俱兴了。
虽然,她目前还不够强大,还只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但,“长江后浪推前浪,病树前头万木春”。她,正挟着狂飙,以一种不服输的胜利者的心态呼啸着冲向未来。
同学们,就让我们咀嚼着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名句:“祖国,我爱你,连同你的缺点!”让我们像邓爷爷、周总理一样,紧紧抓住青少年的大好时光,把源源不断的爱国动力化为学习的行动,刻苦拼搏,孜孜以求,长大了用真才实学,与所有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一齐,齐心协力打造出祖国最绚灿的明天吧!
冬日里一缕射入心田的阳光是温暖的,饥渴时的一点最为简陋的食物是温暖的,伤心时的一句最为简单的安慰是温暖的……
阳光给予了花草温暖,大树给予了小鸟温暖,而母亲您给予了我温暖。
在那个寒风呼啸的黄昏,当我在温暖的教室里阅读书籍时,看到了您的身影。您伫立在教室外,好像在焦急的寻找着什么。我急忙跑了过去,您用冰冷的双手拿来了一件羽绒服,而您自己却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外套。“您难道不冷?”我心想。但您只是笑了笑说:“快拿着,进屋去吧!好好学习。”然后又走进了冰天雪地的世界。穿上了您拿来的羽绒服,我顿时感受到了一股从内到外的暖流流遍了全身。我不知道,也不敢知道,您那天究竟是如何回家的。但我知道,您发烧了。
“是因为给我送衣服才生病的吗,妈?”我望着虚弱的妈妈问道。“哪里啊,只是自己不小心着凉了。”您笑面如花。“其实您真的不用去的啊……”这是我想说却不敢说的。
母亲节那天,我忽然想到自己没有给妈妈准备礼物。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件羽绒服,心中感动不已。想起这么多年妈妈为我付出的一点一滴,突然感到妈妈真的辛苦了。当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用不太娴熟的技术为妈妈煮了一锅充满温暖和爱的粥。
妈妈欣慰的看着我说:“女儿真的是长大了啊!”我仍然充满着疑惑,不禁问妈妈:“妈,那一次真的是因为给我送衣服才生病的吗?”妈妈先是闭口不语,然后浮现出恬静的微笑对我说:“就算是吧,可你已经回报我了啊!”我俩对视一笑。
温暖是光,照耀着花草,温暖是家,遮蔽着风雨,温暖是爱,流淌在母女的心田里。
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
《我的哈佛岁月》既以哈佛为题,自然撷取与哈佛有关的人生经历。故而书分两部分,一谈其哈佛八年经历,二述哈佛十年教学经历。此外尚有“附录”凑数,吹捧有之,可不必读。特别是他夫人的回忆文字,浓情腻歪,更可不读。
作为学者的一生,研究成果才是生命之花,灿烂无比,而人生经历或如缓流之江水,表面平静、方向明确,偶有暗流潜底、激荡不已。李欧梵从赴美求学至哈佛退休(2004年)的大半生历程,大抵也是如此。他出生于1942年,随后赴美,先是在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国际关系学,而后转学哈佛在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文学,1970年获博士学位。1969年始,李欧梵先后就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后一站是哈佛大学,历时三十余年。看似平淡无奇,却又十分精彩。
或曰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李欧梵身上再恰当不过。李欧梵十分服膺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之说。(有兴趣者可查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俄国思想家》26页)狐狸狡猾多变,刺猬专一精深。李欧梵常以“狐狸”自喻,所以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
实际上,应该是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从本书“序曲”一节便可看到,李欧梵大学毕业之时,决定他前往美国留学的原因并非有明确目的,而是“当时到美国读书是一种风气”,以至于到美国后究竟该学什么,他自己都迷惘不已。于是,也才有先到芝大读国际关系学,尔后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转哈佛大学学历史,再转而随史华慈教授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后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却又兼顾思想史与文学的这么一连串“变数”。
把握此一关键,于李欧梵的求学、教学、治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便可了然于胸、无所滞碍。就连他在学生时代,为什么会上午到一图书馆,下午到另一图书馆,晚上再换一图书馆这样的小细节,都可以此观之。而他为什么前前后后就教的大学达七家以上,也不难理解了。
李欧梵的哈佛求学生涯,一言以蔽之,可以用费正清教授对他的称呼——freespirit(放荡不羁者)来形容。这指的是他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所以,在博士资格口试的时候,费正清狠狠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破天荒地考他历史的具体日期这一类细节问题——据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把他考得个丢盔弃甲,斗志全失。不过,费正清还是让他通过口试,并反过来安慰他“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云云。
让人艳羡不已的是,伴随李欧梵整个求学生涯的,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师、名家。从就读于台大时的英美文学著名学者夏济安,到进哈佛后的费正清、史华慈、杨联升,乃至对他产生实质影响的普实克教授(该书附录有专文介绍)等等,大多是一代学术巨擘。这还不提他当年旁听时遭遇的如社会学家帕森斯等人。这在一般人眼里,却是想也不敢想象的。不过,所谓名师出高徒,李欧梵却似乎并未追从上述诸大师的脚步,却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当年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时候,美国这方面的专家屈指可数。
至于李欧梵的教学生涯,该书亦有详细介绍。总体来讲,在具体教学上,李欧梵并非十分出色。特别是教本科生班,自己也承认失败。惟有五六人的小班,他得以因材施教(又是“狐狸式”的教法),故有“狐狸教授”美名。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这话的确精当,与李欧梵自承为“狐狸型”学者可谓款曲暗通,遥相呼应。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繁芜杂,极尽“狐狸”之所能。
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虽然有人说毛尖女士译得不好,并挑出毛病不下五十处。但至少在我当年读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茅塞顿开。特别是将《子夜》里的小资成分“揭发”出来,以及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凡此种种,可以参见他的新著《清水湾畔的臆语》。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有转为“正业”的趋势)。对此,俨然已是老“狐狸”的他,当然深自明了。
所以,如果对李欧梵这大半辈子作反思,径直可以参见《我的哈佛岁月》“结语”一节。我对此节几乎全部赞同,除了有人说他是“二流学者”,而他却变本加厉地自嘲为“二流学者、三流作家”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之外。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前半句,不同意后半句。就目前来看,如果将李欧梵与他的业师们比起来,“二流学者”他是当定了(这就是吃了“狐狸”的亏)。然而,就写作水准来说,李欧梵不遑多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流作家,包括他的情书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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