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我总觉得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同人对于美有不同的认知,如同时尚一般,隔3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美的理念,不一样的美的流行。但是阅读了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后,让我对于美又有了新的认知。美不仅是每个个体个性化的概念,从社会角度而言,更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共同的文化印记。
《美的历程》一书沿着时间的线轴,回顾了中华文明自诞生时刻直至明清之际整个的美学演进历史。从石器时代龙凤图腾的来历,到夏周的青铜时代,先秦诸子对中国实用理性主义的影响,到楚汉浪漫主义的发展、魏晋风度的形成、南北朝时期的佛陀世荣、唐宋时期诗歌与书法的大成、宋元的山水画的意境、最终到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市井文化。
美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形态呈现,每个时代对于美的理解都有其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例如魏晋时期,人们津津有味的谈论的并不是功臣名将的赫赫战功,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辨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两汉动的行为之美让位于魏晋的静的玄想之美。“言不尽意”“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作为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产生的的历史背景却是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战乱的年代里,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巨大的政治恐怖阴影下产生了自我矛盾的人文主义。如同阮籍,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经济上,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政治上,与这种经济背景相对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这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使得意识形和文化心理上发生巨大变化,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崩溃,代之而兴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时期,哲学重新得到解放,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与这种思潮相对应的美学观念,特征就是——人的觉醒。对生死存亡的哀伤,对人生短促的喟叹,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王羲之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对人生对生命强烈的欲求,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政权更迭的年代里,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因此绘画艺术作品里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要求体现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这种追求“气韵”“风神”的美学标准正是与魏晋思辨智慧、人的觉醒相一致。
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一种思维方式,分析任何事物,都要将其放置于时代背景之中。艺术的发展是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环境、意识形态的变化相合的,民生凋敝、社会苦难之时,此时孕育的文化,与经济繁荣、政治昌明的艺术文化相比,定然想去甚远。感性的、理性的、思辨的、神秘的、浪漫的、有我的、无我的、简约的、华丽的……美有不同的形态,而这不同的形态正是解码历史的重要钥匙。
现在经常听到一些人批判现代的审美,从日韩传入的中性审美,男性的审美以趋于女性化的阴柔白净为美,取代了硬汉的粗犷式审美,这又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萌系审美又有什么社会原因?这种审美取向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这种集体的社会文化观念、集体的审美趋向对整个民族心理有什么影响?如果说经济形势可以靠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进行调节,那么审美意识的走向是否可以上层构建或调节?还是只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演化?
所有这些问题不一定会有既定的答案,但我相信思索的过程就是成长。
我曾读过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与宗白华先生以美学理论为主题、具有通史性质的美学散文相比,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似乎更像是一本广义的中国艺术史纲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各个朝代独特的艺术作品与艺术特质进行美学概述与议论,当然,较纯粹的历史书籍而言加入了更多的个人体悟,是一种自我理解的心灵书写。
全书分为龙飞凤舞、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风度、佛佗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意境、明清文艺思潮10个部分,囊括了中国美学的整个历史。从宏观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历程。
李泽厚先生并未将艺术史独立出来讲述,而是将美学历程与历史事实结合,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解释美学变化的原因与影响,从源头开始分析当时的社会审美、艺术风格、创作目的出现与流变的前因后果。例如,在第一节“狞厉的美”中解释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为何从活泼轻快转向沉重神秘时,就结合了当时的政治形态变动,说明沉重神秘的陶器纹饰是巫史文化的艺术表现,而巫史文化在早期宗法制统治秩序确立过程中起着重要震慑作用;又例如,结合两汉时期的社会思想基础,说明两汉文化中南北交融的特色正是儒学与道学在艺术上的交融表现;而在“宋元山水意境”一章中,则将宋元山水画盛行、且意境远异于六朝的原因归结到阶级差异上,一针见血地分析了门阀士族与世俗地主两个阶级的思考方式、思想境界差异。这样的叙述方式使读者对美学的进化历程理解更清晰深刻,我也不例外,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思考与感悟。
“……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有这种无可阻挡的`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选自《青铜饕餮》一章)
是的,历史力量,这是古文物审美价值的重要部分。不只是早期巫史文化狞厉恐怖的造型花纹,即使是之后汉唐明清,无论是器具造型还是花纹样式都已经不再符合当下的审美标准了,我们之所以仍然能够感受到它们的魅力,正是“历史”的功劳。除了物质存在的古文物,文字记载中,清朗高洁的隐士、鞠躬尽瘁的贤臣、驰骋沙场的名将……即使他们的经历早已远离我们的时代,我们却仍然会钦慕其人格美。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作为审美对象,去发现与历史的浩瀚之美、悲壮之美、崇高之美甚至神秘之美。在探讨已经逝去岁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化现象中体验历史特殊的美感——即建立了历史审美。
李泽厚先生不愧为美学大家,其文字也同样充满美感,让人来身心愉悦。与此同时,对中国各个朝代的美学特色的把握也一针见血,常使人有恍然醒悟之感,甚至对文字生出了相见恨晚的心情。读罢《美学历程》,自觉受益匪浅。
作者在第一章“龙飞凤舞”中多次提出,远古图腾时期的器物(包括用小砾石等制作的装饰品)“并非为审美而制作”。这种观点是被普遍接受的。在旧石器时代,劳动人民离“为审美而制作”器物还有数十万年的距离。那么我们用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器物是否有意义呢?我们是否只能够用“巫术说”、“宗教说”、“劳动说”、“游戏说”这些艺术起源的理论去分析它们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我也认为用“巫术说”和“宗教说”解释美的起源最具合理性,但人对美的意识和觉悟是可以从中独立出来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及:
“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
在山顶洞人的眼中,红色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也许还不能被看作是审美意义,因为它完全服务于宗教礼仪。但是人们选择红色而并非其他颜色作为特殊意义的象征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我们知道“红色”之于人有其特定的、普适的官能刺激。这种刺激也许是动物性的,但它所所引起的情感就不能笼统地归纳为“动物性的生理反应”了。所以我认为,山顶洞人选择红色作为某种特殊的社会意义象征的过程应该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虽然这种审美与动物本能的反应之间的界限仍然比较模糊,但前者绝对不可以被后者所包含。
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稍晚的原始歌舞之中。我们之所以可以用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远古时期的器物和巫术礼仪,就是因为我们和当时的劳动人民一样具有这种相似的审美意识。
高中时读李泽厚《美的历程》,看到作者在青铜礼器一节引用了一句话:“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语出《诗经·商颂》,描绘战士出征的***伐雄心。大概是觉得这种状态有如高三,笔者便把这句话写下贴在桌上,半是激励半是调侃。本以为久远的词句太过晦涩难宣,却未料穿越千年,见字如面。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正因如此,有虔秉钺,如火烈烈,是见者心火烈烈。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由克乃夫·贝尔提出,此观点否定再现,强调纯形式的审美性质。从人首蛇身图案中,便能得到美的意味。蛇身贴服地面,微微弯曲,粗陋原始,唯有人首预示着它将作为中国西部、北部、南部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一个主要的图腾旗帜而高举飘扬。离开了绘就人首蛇身的线条,便无意义与美;离开了图腾的意义,人首蛇身图案也不成其为美。
图腾稚拙,青铜狞厉。情感被火焰燃烧熔化,浇筑成巨大的青铜符号,渺小苍生被宛若幽冥的原始宗教情感驱策,跪伏于狞美的礼器之前。今人唯有在想到这一层意义时,方懂得了青铜的冷与重。
而后形而下之器,发展演变为形而上之道。青铜留存千年,原始宗教情感却逐渐淡去,情感、观念、仪式这宗教三要素,由孔子引导和消溶在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中。荀子又将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和人生态度发展为《易传》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另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时代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尊重,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大人格理想,另方面也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无论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铿锵铁誓,还是“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缥缈清谈,都将深意蕴于文字间,寄于文字外。后来者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式伦理政治观点、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的儒家信念、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的卓越人格,无不昭示美学规范中兼有内容与形式两方面。
溯源到上古,延伸至今朝,以“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为筏,摆渡过时间的大风大浪,笔者潦草地见证了一场美的历程。稍作歇息,两岸风景映入眼底。符号、线条等形式本身轻简,却因沉淀了社会内容而有了万钧之重。今人或缺少了一些民族记忆,太过信任也太过依赖所谓的理性与科学分析,也就缺失了那分先于理性也先于感知的情感触动。笔者无意鼓吹情大于理,只是希望今人在面对久远的文明之美时,添上一些以民族记忆为基底的纯粹审美。
就如那场千年前的征伐之战,将士秉持斧钺,自诩正义之师,又畏马革裹尸,由是心焦似火,烈烈不息。绝非消弭在八个字间的前朝硝烟,而是灼烫闻者胸口的此刻心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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