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民国纸币的小作文【一】
又是无聊的一星期，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写完了作业，快到五点了，我下了楼准备找伙伴们玩耍，下了楼一缕刺眼的阳光透过我的视野，我想：不错，是一个“玩”的好日子。我哼着歌边走边摘一些花花草草。到了小区的花园时，一群蚂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急忙回家拿了个凳子坐在这里看了起来，一次神奇的发现就要开始了!
我看到：有两群蚂蚁他们声势浩大，似乎进行着激烈的搏斗中，每一个队的前方均站着一个庞大的蚂蚁，我想因该是队长吧，他们默不作声的样子让我感到费解，我随手拿起一个小石子丢向他们，他们转身看着我，我吓得退到大树后面，他们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突然，其中一对的队长好像生气的大吼一声，然后双方队员纠缠在了一起，没过多久，两队的人数已经所剩无几了，突然走出来一个十分娇小的蚂蚁，对两队说了些什么，他们立刻就不打了，我想他应该这样说道，和平年代注重的是幸福，快乐，而不是为了芝麻大小的事情纠缠的你死我话，这样的结局谁愿看到。
观察民国纸币的小作文【二】
一天，我在妈妈办公室外面玩时，发现了一只大蚂蚁。
大蚂蚁有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那对长长的触角下，长着像螃蟹夹子一样的嘴巴。它的体型只有两颗黄豆那么大，全身乌黑乌黑的，像一颗烧焦的黄豆。
突然，我想起以前的一个疑问：“蚂蚁会游泳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做实验。我先找来一个空盒子，装满水，然后把大蚂蚁放进去。50分钟后，我再次来到盒子处观察它。大蚂蚁虽然仍旧浮在水面上，但是，它的状态显得并不是很悠闲，而像是在做垂死的挣扎。我把一根牙签放在大蚂蚁的身旁，他马上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地紧紧抓住牙签不放。然后，我使劲地摆动牙签，让它不能很舒服地抓住牙签，看它会不会主动离开牙签，游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它并没有主动松开牙签，还是想紧紧地抓住牙签，后来被我摇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才不得不松开，于是又被水浮在水面上继续挣扎。为了证实，蚂蚁到底会不会游泳，我又用死蚂蚁做了一次实验。我把一只死蚂蚁放在水里，结果，它照样被水浮在了水面上。
我想，大蚂蚁之所以浮在水面上，并不是它会游泳，而是它的重量较轻，是水的浮力使它浮在了水面上，这就是我通过实验得出的蚂蚁的奥秘。
观察民国纸币的小作文【三】
喜讯!喜讯!超大喜讯!
第2009届蚂蚁杯奥运会将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听见这个消息后，大多数蚂蚁高兴地睡不着觉，兴奋地吃不下饭，欢快地和家人一起观看蚂蚁运动会的倒计时。
时间飞快的流逝着，蚂蚁运动会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美国的`哈密瓜队，英国的巧克力队紧随其后，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中国的冰淇淋队，顿时场上的声音更加响亮了。所有蚂蚁到达场地后，就开始了第一项比赛——马拉松。
裁判员是中国的猪八戒，他高高的举起发令枪，只听“碰”的一声，第一场比赛开始了。
英国的蚂蚁暂时领先，美国的蚂蚁也不堪示弱，中国的蚂蚁也没有放弃，3队都争先恐后、毫不相让，过了一会儿，他们分别进入了三个分叉道，美国的蚂蚁从“中国的北京”跑到了“英国的伦敦”，英国的蚂蚁从“中国的北京”跑到了“美国的加拿大”，中国的蚂蚁从“中国的北京”跑到了“英国的伦敦”。经过这个岔道，中国的蚂蚁领先了，当中国的蚂蚁要到终点时，美国的蚂蚁过度劳累晕倒了，中国的蚂蚁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救了美国的蚂蚁，美国的蚂蚁感激不敬。
经过蚂蚁委员会的一番讨论，还是决定中国的蚂蚁获胜了。
就这样，中国的蚂蚁在第一场就夺得了冠军，给了别的国家的蚂蚁一个下马威……
蚂蚁运动会结束了，中国的蚂蚁以52枚金牌的优势胜利了，他们荣幸的上了领奖台，举起了大大的奖杯，全场人齐声呼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观察民国纸币的小作文【四】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