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是每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文明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随之上升,损失由小变大。这不禁让人们对交通的`安全性产生了质疑。我个人认为这与人的素质有着脱不掉的关系。
我国是个倡导文明的国家,但那些交通不文明的现象仍然存在。红灯时,有的人看路上没有交警、没有汽车过的时候,就向前冲;有的人因为偷懒,人行天桥近在咫尺,却冒着生命危险横跨栏杆;……以上这样不文明的现象还有不少,也随处可见。
为了避免这种再次现象发生,我认为应该:
1.加强教育。使小学生从小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2.开展一些以“遵守交通规则,倡导交通文明”为题的活动。让人人懂得遵守交通文明的重要性。
3.多拍一些遵守交通规则的公益广告。让人们在看电视轻松娱乐之时,懂得遵守交通规则,了解交通文明的重要性。
为了我们的城市明天更美好,遵守交通规则从我做起,努力吧!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如果仅仅从精神是否愉悦的角度来讲,面对别人的成功,远远没有面对自己的成功那样令人诚服。但能坦然面对接受别人的成功,却是一种风度。在面对别人成功时,毫不在乎者难以成功,因为他们不具有成功者的风度,对成功没有渴望;面对别人心存妒忌,怨天尤人者断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不具有坦然的风度和开阔的胸襟。风度,是思想修养和文化涵养的外在表现,它的美是通过人的外在行为,如表情、语言、体态、等方面而显现出来的,它恰恰是人的内秀与外美的和谐统一的体现。外在美让人愉悦,内在美让人诚服,内外结合的风度美,则即能赏心,又能悦目。宋庆龄生前担任过国家副主席,而她的服饰却是非常简朴的,但她从来没有失过风度。她头上经常佩带几分钱一个的钢发卡。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时的一套梳妆用具,她一直使用到逝世。宋庆龄穿衣服,讲究整洁,她很爱惜衣服。家里总是备着两套服装,在家穿普通衣服;遇到外出活动,会见客人,才穿质地好的衣服。宋庆龄的衣服,大多数是她自己设计由工作人员做的。年龄大后,身体发胖,她就把原来的衣服从腋下开个缝,按个边,加加肥,照样穿着。
像宋庆龄这样能在自己的光彩面前,保持淡然心境的人固然有一种风度,但能在别人的光彩面前保持安然心态的人更见风度。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信条是:“奥运之所重不在获胜而在参与,人生之意义不在克服而在奋斗。”1936年柏林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参加跳远比赛,他最强大的对手是德国的鲁兹?朗。预赛时,鲁兹?朗顺利通过。可是,由于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欧文斯有点紧张,试跳两次未获成功。在关键的第三次,鲁兹?朗走了过来,用自己的毛巾给欧文斯在起跳处作了一个标号,使之进入决赛。几天后,欧文斯战胜鲁兹?朗,夺得金牌。这时,又是鲁兹?朗第一个跑了过来,举起欧文斯的手高喊:“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并赢得了看台上雷鸣般的呼应。欧文斯多年后仍这样说:“是鲁兹?朗使他懂得圣洁而充满关怀的“人类之爱”,才是真正永不磨灭的运动员精神。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种风度,每个民族都该有这样一种风度。所以,让我们能微笑地面对别人的成劝,让我们的胸襟坦荡起来,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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