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又至新年,20XX年的除夕钟声已经响起。按照惯例,该去岱山爷爷的`坟头拜岁了。走在山上,心里莫名涌起一种激动,也不知是什么感觉。
先是来到爷爷的坟前,在我还没出生时,爷爷就离开了我。听爸爸说,爷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能写一手大气的毛笔字。我站在坟前,点燃了三支香,恭敬地拜了拜,插在地上,又捧起一束鲜花,送给了爷爷。爸爸又把几支香烟递给爷爷“抽”。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庄重。四周静静的,我们都沉思着,都在默默地祝福爷爷,愿他在天堂开开心心的、笑脸灿烂永远……
爷爷,安息!
这时,爸爸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人们都要在今天拜岁吗?”我摇摇头。爸爸又说:“你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的,但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我仔细的想着爸爸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来寻根的喽?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点点头。是啊,寻根,我,爸爸,爷爷……都有血缘关系,我们的祖先生下了孩子,孩子长大后,再次生儿育女,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拜岁,寻根,这是两件看似毫无关系的,却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做起来,是多么的神圣啊!
爸爸又问我:“你知道我们血脉的源头在哪儿吗?对,这是找不到的,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源头在宁波蟹浦的曲洄唐陈家,那是一个大家族,有十三个兄弟,共有东七房、西八房。”我不禁感叹陈氏家族的庞大,而我属于陈氏家族。我不禁骄傲起来。
寻根,20XX年,我还要来寻根,我还要把陈家的血脉继续传承下去……
陈姓在我国众多的姓氏中,若按人口来说,是中国的.第五大姓。陈姓最早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胡公满,封他在陈这个地方,建立陈国。到了陈闵公的时候,陈国被楚灭掉了,亡国后的陈国子孙便以原国名为姓氏,于是有了陈姓。 陈姓除了源于国名,还有从其他姓氏改名而来的,其中有一支是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成的。据《魏书》记载,北魏时期鲜卑贵族侯莫陈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侯莫陈改为单姓陈。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陈,被后来,他的孙子陈世达做了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令,于是陈姓人又迁居到了浙江。陈姓人已遍及中华大地,形成了以颍川、汝南、下邳、广陵、东海等地为中心的陈氏家族。陈姓由发源地向南迁移,始于西晋太尉陈伯,他举家南迁到今江苏丹阳县霸先建立南朝陈,使陈氏家族显赫一时,遍布长江和粤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唐高宗时候,陈姓人进入福建和广东等地。五代十国以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又有大批陈姓人南迁,甚至向海外发展,从而进一步壮大了江南陈姓人的队伍。
今日,陈姓已成为中国大陆第五大姓。 纵览古今,陈姓人在其家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春秋时有孔子弟子之一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先河。汉朝初年的陈平曾辅佐刘邦,汉末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陈琳。西汉后期的陈汤曾多次出击匈奴。王莽统治时期的陈遵,权重一时,被封为嘉威侯。三国时有陈登,曾与父合谋离间吕布与袁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欢迎的史书之一。南北朝时期则有名将陈庆之、陈伯之等,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陈姓人就是南朝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了。
陈姓是中国百家姓排名第五的姓氏。据统计,陈姓人口数量超过8000万。在湖南韶山,还保存着有一米多厚的陈氏族谱,足足50卷之长。
陈姓最早出自妫姓,是舜帝的后裔。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武王灭商朝纣王以后,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陈胡公 妫满 」,封他在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这个地方,建立了「陈国」。胡公满传至10世孙妫完,陈国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妫完怕株连自己,出奔到齐国,以故国为氏,称陈氏。
春秋时有孔子弟子之一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汉朝初年的陈平曾辅佐刘邦。汉末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陈琳。西汉后期的陈汤。王莽统治时期的陈遵,被封为嘉威侯。三国时有陈登,曾与父合谋离间吕布与袁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欢迎的史书之一。南北朝时期则有名将陈庆之、陈伯之等,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陈姓人就是南朝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了。
陈姓是人口列全国第五位的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4.53%。在湖南韶山,保存着有一米多厚的陈氏族谱,足足50卷之长。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暮色四合,倦鸟投林。世间万籁无声,夜穹上悬挂的冰轮扯着皎洁与清冷将月辉洒至旷野。熠熠发光的东方古国在月华下悄然腾飞,若浩淼海洋中升起的星河,瓷文化在银河中,最为璀璨。
追朔亘古,早至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已经诞生于世。当时,陶器的萌芽在建筑用陶与冥用陶的两个方向蔓延,盘根错节。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是造就了陶艺术的一段佳话。霞西省西安市出土的秦兵马俑,繁多的若无尽的落叶;形体巨大,将秦兵的彪悍雄伟刻画地栩栩如生,堪称陶瓷文化中的瑰宝。
隋唐时期,烧制的唐三彩更是精致地令人张目结舌。隋代,中国窑工烧制出了白瓷。这项伟大的成就,逐渐改变了青瓷统一天下的格局。刑窑白瓷最为著名,有“类雪”“类银”的美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诗人陆龟蒙对“类玉”“类冰”青瓷的赞叹。将越窑青瓷形容成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青瓷青翠莹润之轴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瓷器的工艺技术是“更上一层楼”。最颇有盛名的瓷器非元青花莫属,元青花类玉品质更是体现地惟妙惟肖。均、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国在人类制瓷业上的精品之作。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的品格令人叹为观止。
明清时期的陶瓷在宋元结实的根基上发扬光大。从而达到了制瓷的巅峰。这期间仿制的古窑精品,无论造型、款式足以乱真。
中国的瓷业成就了中国的历史。亘古时期的根基,已萌发为粗枝绿叶,繁花似锦的地步。中国的文明依旧递进,瓷业的脚步永无止境。
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空间状态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及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青铜布币的流通和使用就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
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布币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区汾涑流域一带出土的,这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布钱流通区域。为什么汾涑流域会成为布钱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条件优越,作为农具耒是此区人们劳动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为取象而铸造的耸肩尖足布成为农耕经济类型为主的地理环境中流通使用的货币,适应了人们对农具的依赖心理,显示了在农耕区域综合环境条件下,地理因素与货币及其流通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况还见之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楚人生活在南方产龟地区,龟在楚人生活区内用途极广,且属楚国征赋之物。《国语·楚语下》记载楚王孙圉聘于晋时称:“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国的金币多是龟形,龟形金币在此区域的流通使用正显示了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课题资助。
除了上述对货币的地理性探讨以外,在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中,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与区域演变相关的货币流通方向以及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实际上就是某一层次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不同类型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就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同为刀币流通区域的燕刀流通区域与齐刀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特征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燕刀流通区域之内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习俗的影响非常深刻,铸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点的燕日月刀币。这种刀币广泛地分布于燕国北部的游牧地区,反映在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赵长城南北的民族错居之地。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齐人对海洋的开发有关,故其流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多集中在齐国的沿海地区,呈现出浓郁的海洋风貌。因此尽管燕刀与齐刀同为刀币系统铸币,但其流通区域内地理环境不同,使货币流通区域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大相径庭.这种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地域分异现象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货币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区域内货币流通的空间拓展方向表现出来。货币的空间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流通区域演变的发展过程。我们仍以燕刀、齐刀流通区域为例,说明货币流通区域的演变过程与货币流通拓展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燕国刀币流通区域内货币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较强,在流通方向上呈现出由南而北,从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渐向北发展,在占据燕山南北地区之后并继之向东北地区扩展的态势。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内的流通方向则截然不同,今莱州湾沿岸地区是齐国刀币最早流通的区域,也是齐刀流通的原生区域所在,此区刀币的铸行与齐人在此最早的经济开发活动有关。随着齐国货币经济的发展,齐国的货币经济区开始从最早的以.临淄为中心的莱州湾沿岸地区向其东的沿海和环胶州湾地区扩展,齐刀币的流通也随之而东,呈现出与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拓展的因素尽管较为复杂,但其确应是货币流通区域内整体结构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除了上述对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和货币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层面上货币流通区域由于空间或地理的缘故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的依存与影响关系其实是指由于地域邻近的缘故,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使用的现象。这方面刀币的渊源承继关系与刀布复合流通区域的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币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晋南汾涑流域的农耕货币文化——布币的影响后而铸造并投入使用的。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而在太行山以东的戎狄中山国境内(即今石家庄、保定)一带形成了最早的刀币流通区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区域。由于地域相邻而形成的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币很快影响到了东南的齐国刀币系统和其东北的燕国刀币系统,使齐国铸造了具有海洋风格的齐刀币,使燕国铸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日月刀币。因此齐国的刀币与燕国的刀币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币影响而流通使用的货币类型,而他们各自相应的流通区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说尖首刀流通区域、齐刀流通区域与燕刀流通区域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应被视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对象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同时,人类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代货币的铸造首先要选择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地区,之后的开山采矿,伐薪引水,架炉铸币会给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货币经济活动究竟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所承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货币的流通往往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着重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一经作出就要付出实施,而其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理环境施加影响的过程,在适宜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竭泽而渔式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此,这种人类特定空间条件下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诸多对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总之,人类社会的货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就是以这种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为实现货币流通在空间配置上的最佳布局,获致人类货币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借鉴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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