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就应该多学多问,问就是要质疑,只有发现问题,通过努力解决问题,学问才能有进步,所以学习贵在质疑。
人们将知识比作海洋,海洋是无边无际的,所以知识也是无止境的。一个人知识再多也有不知道的地方,而质疑就是探索知识的一种途径。基于这点,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是问号,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
事实的确如此:达尔文如果没有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对《圣经》中的“神创论”提出质疑,就不会有“人猿同祖论”的诞生;如果哥白尼不怀疑“地心说”,也不会有“日心说”的创立……
可是我们的许多青年人并不善于质疑,更不善于发现。他们相信书本上的内容是对的,凡是书本上的东西也是对的,凡是前人说的的,就是正确的。他们过于依赖于书,崇拜前人,不敢越雷尺一步。事实上,这些人不可能有创新。像这样的人多了,人类的文明就会停滞不前。
即使我们的质疑是错误的,不对的,那也并不是坏事。敢于质疑,就会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缺点,从而改正。而那些敢疑不敢言的人也只有将疑问永藏心底。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增长知识,就必须质疑,只有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步,才能打开科学的大门。
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原则,那么真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真理是科学家等著名人物提出来的,那么他们又是从哪得到的呢?
最近总是听到有人说:“如果当时砸中牛顿的不是苹果而是榴莲会怎样”,我听到后第一想法是那牛顿肯定会被砸死,然后就不会有各种定论出现,我们现在可能就不知道或者正在探索,不过我又想了想,为何牛顿提出力的定论会是在一个苹果的启发下而完成的,最后我不由得想到,牛顿可能是闲来无事跑到苹果树下休息,然后恰巧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了下来,牛顿便有了想法萌芽,看来真理有时来自偶然啊。
我们来谈谈著名的爱迪生,在他找寻延续灯泡寿命的过程中,有一次当发现用白金做灯泡的成本太高,而且只能用两个小时,陷入苦恼中时,他便坐在炉火边取暖,忽然他觉得十分燥热就顺手取下来了用棉纱制成的.围脖,突然爱迪生脑海中便有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用面纱的纤维,他立刻从围巾上取下一根棉纱,放在炉火上烤了好长时间,棉纱变成了焦焦的炭,他于是小心的将炭丝放进玻璃泡内,一实验,结果灯泡的寿命延长了13个小时,其实从中不难看出,爱迪生通过偶然间的围巾发现了延长灯泡寿命的炭丝,最终实验成功。
再来说说我们生活中的真理,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蚂蚁搬家,天下雨”,而且这句话百试百灵,不论你何时看到蚂蚁搬家,说明天最近可能就会下雨,因而这句话变成了真理一样的存在。但这句话的来源是以前有一个下地干活的农人,他在路边休息时偶然间看到,许多蚂蚁在搬家,于是他很好奇,觉得这些蚂蚁真的是够忙的,可不久天空乌云密布,开始下起了雨,于是他便想到会不会蚂蚁搬家时提前知道要下雨呢。过了不久,他又看见一堆蚂蚁在搬家,于是他想这不会又要下雨,没错,等他到家后真的下起了雨,他还不信说有一有二还能有三,可后来他信了,因为这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
其实,我们在追求真理时,大都来源于实践,而大多实践又来源于生活中偶然发生的某件事,所以在我看来,说真理来源于偶然,也不足为过。
有人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却认为众人欢愉有热闹繁华之美,一人独居亦有高洁清秀之风。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百家争鸣,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各家崛起寻找治国救世之出路。孔家万世师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孙武力求变革,励精图治,改革创新;老庄超然自在顺其自然,自在无为;墨客风骨,兼爱天下。这是争妍斗艳的时代,共同创造了那个时代的风韵,奠定了华夏精神文明的根基,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养料。
屈原一身决然,我身虽死,心不死,千古留存;苏子长叹沧海横流,一身旷达;陶渊明采菊东篱,种豆南山下。他们,孤芳自赏如宇宙洪荒中耀眼的明星,点缀浩瀚天宇,同样也给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人气节与傲人的.风姿。
个是众的基础,个是个体,他体现独特性,追求标新,他是荒漠里的那头狮子,高贵孤独,他是独;众是多,他体现数量,追求统一性,他是草原上的狼群,速***锐利,他是团。个依托众而存在,团因为独而鲜明。他们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在现在的大时代里,我们不提倡为保全大局严重危害个人利益,同样反对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全局安全,我们追求的是和谐,和而不同,和而有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统筹兼顾,共同发展。
香花满园,空谷幽兰;万江入海,和谐共生美则美矣,其美动人。
年轻的亚里士多德静立于已经被尊为“哲人”的老师柏拉图身旁,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平淡却坚定地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师”已经作为一种社会概念被人们更广泛地理解,其含义更像是“权威”,而我们作为民众,则类似是“弟子”的存在。由此看,亚里士多德无疑具有超前的眼光,他心中所执念所追求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师”的教义,而是不为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真理,这也就是当下人们所说的“科学精神”。
“弟子”敢于去质疑“师”的言论,这无疑是让人欣喜的。权威不可能永远保持自身的正确性,而权威犯下的错误经过大众的追捧则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这时便凸显出对权威表达质疑的价值所在。就像当年面对柏拉图都据理力争的亚里士多德在老年同样犯下了错误,也会有后起之秀站在比萨斜塔上,用明明白白的实验结果告诉所有人:两个铁球是同时落地的。
时代在发展,当下越来越多的民众与媒体敢于向权威表达质疑,而想要成为一名权威无疑也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够让人信服。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处在这样良性竞争下的社会个体无疑能够提高个人素质,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质疑确实是万分可贵的。莫言曾对向他提出质疑的媒体表示“向一名作家提出意见也是对作者本人的帮助”,的确如此。忠言逆耳,人们大都好大喜功,而权威的耳中听到更多的是赞扬,所以权威需要听到质疑的声音才能够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成果,总结疏漏与教训,促成自身的进步。同时对于普通人而言,表达质疑无疑是一个追赶权威的绝佳机会。权威有更高的学术水平与素养,民众想要追赶,也要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学习。综合来看,敢于质疑不仅能够推动理论知识的进步,也能促进民众素质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权威还是普通民众,随时保持质疑精神会激发人们对于生活中每个领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学习与实践,最终能使生活变得更为美好。
我从不曾期盼每个人都会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集大成者,因为即便是博学如斯,也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我更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份质疑精神,让每粒星点般的质疑引领修正和探索,汇聚成河,推动进步的力量不息向前。
“学问”,就应该多学多问,问就是要质疑,只有发现问题,通过努力解决问题,学问才能有进步,所以学习贵在质疑。
人们将知识比作海洋,海洋是无边无际的,所以知识也是无止境的。一个人知识再多也有不知道的地方,而质疑就是探索知识的一种途径。基于这点,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是问号,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
事实的确如此:达尔文如果没有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对《圣经》中的“神创论”提出质疑,就不会有“人猿同祖论”的诞生;如果哥白尼不怀疑“地心说”,也不会有“日心说”的创立……
可是我们的许多青年人并不善于质疑,更不善于发现。他们相信书本上的内容是对的,凡是书本上的东西也是对的,凡是前人说的的,就是正确的。他们过于依赖于书,崇拜前人,不敢越雷尺一步。事实上,这些人不可能有创新。像这样的人多了,人类的文明就会停滞不前。
即使我们的质疑是错误的,不对的,那也并不是坏事。敢于质疑,就会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缺点,从而改正。而那些敢疑不敢言的人也只有将疑问永藏心底。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增长知识,就必须质疑,只有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步,才能打开科学的大门。
但从中我们又看到了孔子的教育方式,世界上有没有灵魂的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活人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世界上有没有灵魂,则要看它对活人的影响是怎样的。如果用它可以风化百姓,那就可以被承认。如果只能诱导人们向恶,那它便永远不存在。人的本领真大,不仅可以改变外部世界,还可以决定人的灵魂的有无了。也许你会说,孔子的眼里没有真理,一切都是道德说教的策略。
但是,我们还是曲解了孔子,他是有信仰的,天地仁道是他心中永远的准则。而大概他感到很多人达不到明辨真理的高度,如果告诉众人事实的真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大众反而产生了误解,不仅难于维护真理,反而毁坏了真理。于是我们就省略了其中的过程,或者不说,或者告诉他最利于他接近真理的假象。这是维护真理的一个策略,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见。比如,一个丈夫帮助一个相识的寡妇挑了水,回家一定不会告诉妻子真相。他是这样想的,反正我也没有做亏心的事,只不过帮了寡妇一把。如果说了,万一妻子心眼小了,反而惹出许多麻烦,倒不如不说干净。如果妻子问干什么去了,就便一个理由来搪塞。看来,丈夫的说谎撇弃了真理,选取了一种策略,就像所说的“曲线报国”一样维护所谓的真理。
但是,这种做法究竟可取不可取呢?掌握实情的人以善良的动机做了一件极负责任的事。他不仅要考虑到事情的原委是什么,而且还为事情被告知后所带来的后果负责。可谓用心良苦。但是,这种替他人包办一切的做法,侵犯了他人的权力,也侮辱了对方,因为这种告知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被告知者不仅没有得到事实的真相,反而在智商方面受到蔑视。并且,这种做法的流毒还在蔓延。因为人使用策略时不总是善意的。当有人懂得用策略来维护真理时,也有人学会让真理来为策略服务。并且,追求后者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真理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策略的作用能够做到。它可以隐藏真理,可以拒绝真理,也可以制造出真理,然后得到自己的利益。于是,真理的地位越来越低。
众人所知的避讳现象便是对真理的一次策略性使用。避讳,是一种掩饰,对事情的真相不敢或者不愿说。需要避讳的东西往往不是最好的就是就坏的事物。比如说父母的名字,出于尊敬我们不会直接喊出来,就好像最亮的光辉我们不敢用眼睛去看一样。君王们便按照这个逻辑也给自己罩上最耀眼或者说最刺眼的光芒,不让人们喊出自己的名字,说出来便是大不敬,需要***头的。不光自己的名字,连跟自己相关的一切都要罩上光芒。这些做法有太多自恋的.痕迹,并且他们还要利用权势强迫大家维护自己的自恋,让众人陪着自己做游戏。而避讳过了头,就要闹出很多笑话。比如,很多开国皇帝为了给自己增添更多的神性光辉,居然在自己的出生过程了抹去了父亲的地位,不承认为其父亲所生。后稷的母亲在神的脚趾印上踏了一觉就***了,刘邦的母亲梦见了蟒蛇便腹中有感等动人事迹便是例证。这样的结论在民间是最恶毒的咒骂,在这里却成为皇帝至高无上的光荣。人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这样被抹***了,最不幸的是人们别管信与不信,都对此津津乐道,并且情愿相信事情的本身就是这样。这时,世界上最失落的就是他们的生身父亲。
有些东西无好坏之分,但也需要掩饰。当孩子好奇地问母亲自己从哪里来时,中国的传统母亲们习惯回答说:从土里面挖出来的。有些老实的孩子便信以为真,但还是有些孩子无法满足,他们会继续问:谁种的种子呢,到时候拿什么来挖呀,铁锹会不会把头给弄破呀。家长无法回答,便把谎继续撒下去。所以家长们在爱情、性教育面前表现得极为尴尬,他们扭扭捏捏,生怕孩子知道真相以后学坏。但这种隐瞒丝毫没有起到作用,孩子们也渐渐明白了,并且明白之后也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出乱子。
比如为大众所崇拜的各类明星,他们在大众眼里是超尘脱俗的,一旦被人看出烟火气,就星运暗淡。所以他们也不得不维护自己超尘脱俗的形象。但他们还是摆脱不了烟火气,生病、离婚、上法院甚至吸毒,于是生活就艰难起来,变得遮遮掩掩,矫揉造作。实际上,自己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别人的眼里自己是什么。而观众也相应地有了这种看法:他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形象。这时候就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当明星们生活颓废,成为一种潜在的或众人皆知的事实时,他们仍然可以满面金光,成为大众偶像,但是一旦遭遇曝光,就马上被大众唾弃。而早知道事实的观众这时才仿佛得到真情,变得苛刻起来,不肯轻易原谅自己的偶像。这种逻辑就是,大家都吸毒,谁被曝光谁倒霉,观众关心的不是谁吸毒,而是谁倒霉。倒霉的明星最大的错误便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形象。
讳疾忌医则是一次幼稚的拒绝真理的现象。蔡桓公宁愿相信自己没有疾病,这样就可以一如既往地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可是,疾病并没有因为它的不承认就乖乖地消失,它的客观存在和继续蔓延最终要了蔡桓公的命。寓言很简单,我们都会嘲笑蔡桓公,但是,很多人不懂得举一反三,刚笑完蔡桓公转过头来就反被取笑。比如马寅初先生曾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人们感觉他有了神经病,或怀有不良动机,于是把这个扁鹊给批了。仿佛批倒了马先生,人口问题便不复存在。再如非典时期,感染病毒的案例每天都在大面积增加,而一些官员仍在宣扬。他幼稚到不知道自己的谎言就像去包火的纸,总有一天会被泛滥的病毒攻破。而越到最后,烧得越旺,最终导致自己被撤职处分,也耽误了很多条没有及时挽回的生命。
熟悉古装电影的人知道很厉害的一招,叫***人灭口。某一次刺***重要人物的行动,失手***手的结局是必死无疑,而成功的***手得意地回来请求封赏,但是放心,他绝对在回到家以前被下一个***手刺***。行动的策划者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真相是掌握在目击者手里的,只要把真相的携带者***光,真相从此就被埋没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掩埋的越来越深。这种方法虽不太可靠——因为真相的传播就像病毒的感染,总有防不胜防之感——但成功率也不小。人们总愿意相信“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逻辑,在小说或电影中让主谋者得到报应,但实际上,成功策划阴谋的肯定不在少数。所以万一被派去做某项重要任务,我们最好的选择是拖延时间。拖延时间就是拖延自己的生命,但还是不彻底,我们干脆就选择逃跑。
事态愈演愈烈,策略的运用到了自如的地步时,它不再掩饰、拒绝真理,也会承认真理。对自己有利时,他们异乎寻常地拥护真理,并且拿着真理的尚方宝剑恶狠狠地砍向一切对手,以光明正大的手段满足一己的私欲。但既然为了满足私欲,符合真理的时候很少,情况就不太好办,于是最高级的形式就出现了,人们学会了制造真理。
最拙劣的制造真理的事件当属赵高。他指鹿为马的做法人为痕迹显然过重,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承认自己的智商太低时,他还得动用武力铲除异类,但恐怕赞同者还是没有把它当成真理,只把赞同当成一个策略。相对来说,刘备的智商要高一些。他从自己的家谱里拼命找皇族的痕迹,也拼命地将自己从皇族的家谱上靠,结果终于成功了,他变成了“刘皇叔”,于是他就成了正统,将诸葛亮也骗了来。而曹操则不具备这种天然的优势,恐怕也不晓得其中的奥妙,落得了“奸雄”的称号。在社会领域,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而人们需要有一个真理作为秩序获得安全感。而每朝皇帝上台伊始,第一任务就是制造真理。他们从人们最迷恋的也是力量最强大的天做文章,先是封禅祭天,然后就开始自称天子,这样他们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法律一出在人们的心中就开始扎根,成为真理。比如天子可以有三宫六院,可以***无赦。比如,士不上大夫。别管原来是否正确,已变成法律就是真理。所以会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局面。但既然法律已经成文就不好更改,如果皇帝犯了出格的事怎么办?他们又开始想办法,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况最终解释权在法律制定者。如果还不行,那就要变法了。社会科学中的真理不比自然科学,它没有本来的面目,本来就是制造出来的。于是历史上得罪皇族的人,一律是谋反;得罪了其他的官,则会被揭发,可谓借刀***人。以真理***人,最安全最光荣也最省力。
由于中国人很擅长对真理的策略性使用,所以在中国发达的是权谋之术,所以缺乏的是像马寅初这样求真求实的精神,像布鲁诺这样坚持真理为真理殉身的人,多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所以在国家各个地方窝里斗的现象最是经常,整体上的进步则很少见到。也许,大家都在誓死捍卫着一个真理,那就是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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