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智商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而现代研究表明,人才成功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智商,还有情商。
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研究机构调查了188个公司,测试了每个公司高级主管的智商和情商,并将每位主管的测试结果和该主管在工作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对来说,情商的影响力是智商的9倍。智商略逊的人如果拥有更高的情商指数,也一样能成功。
李开复说,情商意味着: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可以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度量接受不可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他十分认同“要建立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
情商不是靠背书、考试能学到的。在中国传统背考模式的影响下,情商的培养受到了长期的忽视甚至忽略。应试心态造成了不少中国学生每天拼命地读书,把追求好成绩当做惟一人生目标,没时间交朋友,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培养。而中国学校的“名次”造成了一种“零和”心态(每班只有一个第一名,学生都彼此当作竞争对手。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逐渐把学生培养成为情商很低的人。
总而言之,良好的教育中藏着巨大的情商因素培养空间。如果教师在整个家庭教育过程中始终以塑造孩子的心灵为本,从情感上关心孩子,从人格上尊重孩子,从日常行为规范上教育孩子,让孩子从高层次的教育中领悟其中的道理。那么,这些接受情感教育的孩子不会只成为学习的机器。
智商是用以表示智力水平的工具,智商的高低反映着智力水平的高低。情商是表示认识、控制和调节自身情感的能力,情商的高低反映着情感品质的差异。情商对于人的成功起着比智商更加重要的作用。智商和情商,都是人的重要的心理品质,都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所以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人士,不但应该学习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技能,也应不断的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情商水平,它可以影响其他能力的充分发挥。
不禁想到了韩非子的一句“世异则事异”,他认为,上古之推德礼教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世需要,便把儒士礼乐化为祸害。而此后秦王朝在法家的指导思想下灭六国,缔造大一统,似乎也不幸地印证了韩非子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论断。但我们在高呼君子之礼不再前,要警觉到,法儒的终极目的不正是国泰民安,无内忧外患吗?要使人民生活幸福,和平年代自然应休养生息,提倡古之风尚,宽政治国;在强盗都招摇过市的乱世之年,只能选择一种强权的办法惩恶扬善。这正是时代不同现实情况不同在一个统一的
目的——强国安民的指导下采取的不同形式罢了。是故世易事异,追求理想国的信仰无异。
我们当代人所学的科学史中,无不会提到一位先人——亚里士多德。遗憾的是,我们每次介绍他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批判他看似荒谬的理论。这部“百科全书”说:重的'物体下落快。一个初中生就能毫不费力地用归谬法把它。我们甚至花一整节课讨论多种方法证明“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把这位圣人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其实,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几乎没有几个至今仍旧正确的。
可是,在那节讨论课上,我们批判它,却没有人嘲笑他。嘲笑古人的愚昧,理论的不着边际。因为某个角度,我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条线叫求真。出于对未知的好奇,真理的执着,亚里士多德选择了一种理论形式;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面对着同一片未知的海洋,也选择了一种形式。我们都向往着那片神秘的大海,渴望到达彼岸,其本未变。
每18个月芯片缩小一半,信息技术发展如此神速,技术形式更新,其超越极限追求精致之本不变;王朝更迭,纵使“六朝如梦鸟空啼”,社会形式革命,一代人心中的桃花源之本不移。人生苦短,每个人“人事有代谢”之形式不停息,然“往来成古今”的历史发展之本未消逝。
即使有一天情书的形式真的不复,而对爱情的向往之本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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