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安逸”,就是指美好的生活,无忧无虑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虽然这样的生活令人憧憬,但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拒绝安逸,更不能一味地贪图安逸,否则后果将会是可怕的。
首先,安逸最大的害处就是会使人满足于现状,丧失斗志,没有进取之心。这样一来,社会就不会发展,历史也就不能进步。在历史长河中,安逸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不少。晚清时期,不仅政治腐败,而且统治者们,以及许多平民百姓都沉沦于安逸的生活享受之中,表面看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但早已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当年威震天下的大清铁骑自入关以来,不思进取,缺少战争的磨炼,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八旗子弟差不多都成了贪生怕死之徒,致使清朝在面对列强的侵凌之下没有还手之力。堂堂的“天朝上国”被一群红毛鬼子、东洋鬼子打得一败涂地,这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反观那时的西方列强,数百年来的殖民战争不断磨炼着他们的军,使他们一跃成为世界的军事强国。由此可见,磨炼可以自强,而安逸只能自取灭亡。
其次,一味贪图安逸也会造成不良后果。如果一个人一心只想着享受,那么他能做什么呢?他不会为他人、为集体做贡献;他们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这种人只能成为社会的累赘,甚至沦落为社会的渣滓。从古至今,因为追求安逸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有很多。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大修阿房宫、寝陵,闹得民怨沸腾,最终庞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犹如昙花一现。慈禧太后专权时,今天建这个园,明天又修那个园,所耗的资金全从海军军费中扣,这也是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社会上有一类人叫做“啃老族”。所谓“啃老族”,就是指一些除了享受,什么事都不干,全靠父母养活的年轻人。如果这类人越来越多,那得有多少人付出数倍的工作才能填补他们安逸生活的无底洞?这种现象已成为社会的隐患,让人不得不为国家的前景担忧。
所以说,贪图安逸是可怕的。我们必须拒绝安逸,在生活中磨炼自己,这样才能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在非洲大草原上,一只羚羊妈妈正在教育小羚羊:“你一定要学会奔跑,要跑得比最快的一头狮子更快,安逸的生活会让你失去生命。”而另一边草原上,一头母狮子正对小狮子说:“你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一只羚羊更快。”夕阳下,羚羊和狮子在四季的轮回中追逐着。
拒绝安逸的人生,生活需要奋斗和拼搏,生命因追求而更精彩纷呈。人生其实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沿途播撒着希望和喜悦,你只有拒绝安逸的人生,拒绝颓废,奔跑在人生路上,才能收获更多的风景。
每每读《伤仲永》,心中便有一种无名的感叹和惋惜,萦绕在心间,久久不能去,仲永是个奇世之才,年方五岁就可指物作诗,令人称赞。但生活并不会对谁特别青睐,仲永“泯然众人矣”的原因是,他接受了安逸的人生,生活中没有了追求与奋斗,便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如果当初仲永为理想拼搏,那么,他将是流芳百世的奇才,而不是如今学生们手中的反面教材,拒绝安逸的人生,洒下你的汗水,明天收获的将是希望。
读《文化苦旅》,你的心中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对余秋雨的敬佩。你仿佛跟着他一起走进莫高窟,路过了那个罪人王圆篆的圆寂塔,其中的原因便是:作者本身就在为自己的文化精神而追求,余秋雨拒绝了在书桌前写书得稿酬的安逸人生。人生能够为自己的理想探索,那么,他便成功了一半。
从余秋雨毅然决然踏上征途,寻找中国古今文人的那种灵气时,他的身影在人们心中已经变得高大魁梧。
清空你昨日的邮箱,放入希望的种子,携着拼搏的锦囊,拒绝安逸的人生,向人生远方奔驰而去,朝着梦想的方向,希望正在悄悄萌芽……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从表演的角度来说,女猪脚略显成熟、沉稳,我希望这也是性格使然。再加上女人天生情商高,男猪脚在她的面前有时还真感觉稚嫩许多,更像弟弟。所以在镜头刚打开的那个吃夜宵的晚上,两个小姑娘捧着鲜花来上前兜售,说让男猪脚张志伟买一束花送给“女朋友”,女猪脚高洁立马纠正卖花小姑娘说:“小朋友你弄错了,我是她姐姐哟。”背后是时尚的音乐,霓虹闪烁的夜晚,昭示着这是一个都市现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也为后续的悲剧故事埋下了伏笔。
我相信他们之间有许多作为朋友间的愉快往事可追忆,然而从两人本身的差距来说,女猪脚在许多事情上更占话语权,比如同样是优秀班干,女猪脚应该级别比男猪脚高一些。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各方面都是女猪脚略胜男猪脚一筹的爱情故事。
这是剧情冲突的根源,退一步说,即使你男人各方面都优秀,女人也有一千个理由拒绝你,更何况这是一个从一开始男方就不被女方划为婚恋对象的故事?
至于男猪脚张志伟在影片中自以为的“只要两人在一起别人就会认为他们是一对”,其实是站在自己对于两人外在给人的般配的感觉来说的,外人不是只看外在看什么呢?外在的东西主要可以涵盖年龄、长相、气质,还有是否可以和谐相处等。我们可以认为一方的确是有优点的,比如纯真、诚实、上进心,也确实长得是花样美男(明眸善睐外加一个俊美的大鼻子)等等,然而这还只是交普通朋友、铁哥们的条件。因为朋友的范围比情侣要大得多,可以打破性别、智商、情商等的差距上的界限。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常可以看见并不是情侣的两个人也可以相处和谐,带来愉快即是。在公司里上司常常可以和下属打成一片,但作为两个小宇宙来说,自然多是上司对于下属的完胜,说上司对异性下属都有灵魂上的`碰撞、感情上的依赖是不是就太吊诡(不现实)了?这就是现实!
就在影片中男猪脚张志伟收到女猪脚高洁的婚柬的“两个月前”,张志伟用自己的话说,是牺牲自己的梦想来到高洁所在的城市,只希望离她近一些。这就是一种奴颜媚骨的追求,男人应该反过来让女人飞蛾扑火,造成这种人际关系才是完胜。没多久他就约她出来一起吃饭,高洁刚开始是推脱不想见,后面实在没办法才改了个时间见面。不记得在哪部电影里看过一个女人为了见初恋男友表现的那种兴奋激动之情,至今还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萦绕在心头,在这部影片里竟然完全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连见面的寒暄都显得别扭不自然。或许高洁并没有故意制造这种聊天气氛,再怎么说也是高中、大学双料同学对吧,但事实上的交流就是如此尴尬,所以高洁第二个话题就忍不住把自己最近想跟自己部门经理交往的信息透露给张志伟了。之所以如此开门见山,可见女猪脚高洁对于两人关系是心知肚明的,更是完全在两人关系中占有主动,所以才不被对方牵着走。最后当然是饭没有吃几口就不欢而散——这是可想而知的。张志武再次捧花来到高洁公司楼下送花,高洁依然很坚决地对他说不可能,难道不这样还有别的可能吗?高洁在上次不欢而散的聚会上就坦白——女人希望找到一个让自己仰慕的男人,在他的面前有一种小女人的感觉,就是她内心的声音,像高洁这种现代知性女孩,又怎么可能欺心呢?
女人爱的是丰富的阅历,动人的故事,真挚的感情,然后可以让自己在其中感到安全、充实、快乐,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男人都不可能真正走进女人的爱情故事,就算走进了也征服不了她好幻想、爱刺激的大脑。不要小看人的大脑构成,无论女人看上多弱小,她都是有人生追求的对吧?这也是划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根本所在,如果她不这样,不是这样的女孩,又有什么可爱之处呢?
张志武的心碎甚至都不那么心碎,原因就是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感情的认识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偏差。这一集的剧尾有些含蓄,有些人说女孩是用结婚和是亲兄妹的借口摆脱男孩的胡搅蛮缠(镜头中有一张发黄全家福,爸爸妈妈捧着一对兄妹;还有女猪脚在微信里发摆脱男性追求的求助信息,有人如是回复),有些人更离奇的说女孩嫁给了男孩的爸爸,不管怎样,张志伟如果想要得到自己的真爱,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重新走一段更长的砥砺自己心性的路程,是不可能得到高洁的!
至于后续如何,还待影片下集出来后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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