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同是优生,我却被分到12个班中的最佳班级。唉,真不知道是忧还是喜。因为同是优生,班主任对大家又不够了解,所以,开学的第一个月皆是“众生平等”。没有排座位,没有封“官”,没有“特殊关照”,也没有“阶级”,同学之间和睦友好,大家“平起平坐”。可谁曾料想,即将有一部分人轮为“平民”或是“奴隶”。一单元的《代数》学完了,进行了一次小考。虽是小考,却因是班主任的课而引起同学、老师、家长的极度重视。为此,每一个人都憋足了劲,考出好成绩来。可谁都知道,不会产生全部满分的奇迹。
结束,同学的表现差异很大。但大家所乞求的愿望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迟点发卷。可是,上帝不知因事收起了他那仁慈的心,班主任“老王”一晚就改好了试卷。第二天一早,教室就沸腾了,同学们一个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感觉好的或是差的,都在祷告。而我——一向对考试抱“无所谓”态度的潇洒女生,依然哼着谢霆锋的歌。大难即会降临了,就在下一刻……“下面发卷”,“老王”宣布。90分以上……
80分以上……
70—60分……
不及格……
唉,我亲爱的“老王”,你真是太能干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全班划分成四个“阶级”:“王族”、“贵族”、“平民”、“奴隶”。正想着,叫到了我的名字。这时,邻桌的`“阶级者”大喊道:“‘平民’、‘平民’,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平民”?我?我是“平民”?天哪!这一刻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空白……许久,(大概只是几秒)被另一“平民”推上讲台。捧着那试卷,心中的负荷越来越重,几乎要休克,在一个好心“奴隶”的搀扶下,才平安挺住。坐在位子上,心中一直波澜起伏。我从来没有做过“平民”呀,怎么?就这一瞬间,我就从“王族”的宝座摔到了“平民窟”,到底该怎么办?
此时,有不少“平民”早已痛哭起来,说是无颜见父母;还有不少“奴隶”抽噎个不停,说是无颜见朋友。唉,至于吗?真可谓“有人欢笑有人愁”!下课了,许多“平民”、“奴隶”仍在哭,而刀口些“王族”、“贵族”却嬉戏打闹。有几位还过来“慰问”——冷言讽刺。我明白,不平的“阶级社会”已经开始了。
果然,第二节班主任排座位。那些“王族”、“贵族”纷纷占据最佳座位,剩余的留给我们。理所当然,成绩最高的那位成了数学课代表。终于熬完了半天的“阶级统治”,我们“平民窟”一帮走到一起彼此安慰、彼此倾诉。我呢?并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沮丧难过,就是觉得太过突然。望着前面洋洋得意的“王族”、“贵族”,回首扫视那一“堆”没有地位的“奴隶们”,忽然发现,真的很想,很想“笑”!……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拿着两角钱到学校的零食店里买一根冰棍,老板从冰箱里拿出一根冰棍递给了我,又糊糊涂涂地补给我七角钱。一根冰棍不是两角钱吗?我只给他两角钱呀!我犹豫了一下,看看老板,发现他脸上和眼睛都是红红的,口里喷出浓浓的酒气,我知道一定是他酒喝多了。我心里想:这钱是白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于是,我就一面收钱一面走出零食店,正得意洋洋时,却听见老板自言自语地说:哎呀,白补七角钱给那小子了!算了,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就当送给他吧。我一听,那高兴的`劲儿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马上溜之大吉。
以后,我每天从商店门口走过总要朝里面望一望,好像那老板总是注视着我。我心里沉甸甸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想走也走不动,呆呆地站在那儿。霎时,我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该这样。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不诚实,那老板还用做生意吗?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不自在。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就大步迈进零食店里,慢慢地走到老板面前,低下了头,从裤兜里掏出七角钱递给了老板,抱歉地说:叔叔,对不起,那天你多补七角钱给我,现在还给你,你骂我吧。叔叔抬头看了我一眼,不但不骂我,反而夸奖道:好孩子,你知错就改是好样的,怎么会骂你呢。这七角钱我不要了。
我听了感到更加惭愧,赶紧把钱搁在柜放台上,转身轻松自在地向门外跑去,好像卸下了千斤重的担子。
传达室的刘师傅每天把各种信件都一股脑儿扔在门外的窗台上。全校师生约两千人,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与外界的信息沟通,基本都靠信件。每天至少几十封,多则几百封,逢年过节,就是上千封,这么多信混杂在一起,散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学生们任意翻检,随手乱拿,丢信现象屡见不鲜。
那时我正给报纸投稿,经常收到报社的信。有时是退稿,有时是发表后邮来的样报,所以每天都去传达室门口看看,生怕自己的信件丢失。尽管如此,还是防不胜防。同村的小四在和我同年级的另外一个班。一天,他拿着两封信来找我,说,这是前两天他们班一个同学拿走的,他发现是我的信,帮我要了回来。
我一看,信已经拆开,封口撕得豁牙露齿,里面有两份样报,也折得乱七八糟。我很生气,要找拆我信的人算账。小四说,那就是个小流氓,你找他也占不到什么便宜。能把信要回来就不错了。——当时的混乱可见一斑。
那年暑假,我和几个同学返校玩了一天,顺便去传达室的窗台上看了看。学校放假,信也没人收,一大堆信都被雨水淋透了。我们没翻到自己的信,便随手拿了几封扔到车筐里,也没留意收信者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恶作剧,是好奇心理,还是集体无意识?不得而知。
中午吃完饭,我们跑到小树林里睡觉。我把那些信扔到地上,随手撕开一封。看到信的开头,我愣住了,那是一个老师的名字。我又看了看信封,没错,就是她。虽然不给我们上课,但她的年轻、漂亮在学校是出了名的。
“XX,你走后,雨在一直不停地下,我淋着雨,雨水和着泪水陪着我走了一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这句话。在当时我的心中,那样唯美,那样富有诗意。我念给同学们听,开始他们嘻嘻哈哈地不在意,听着听着,都沉默了。大家都是文学爱好者,能品出文字的味道。
几个同学从我手里抢那封信,不小心撕成了几片。但大家谁都没往心里去,随手扔掉,接着读下一封信。
暑假过后开了学,在校园里见到那个女老师,我心里忽然一惊,她的信丢了,她还不知道吧?她和男朋友吵架了,男朋友从另外一个城市写信给她,向她道歉。现在两人是否和好了?她没有收到那封道歉信,是否影响了两个人的关系发展?甚至说,我们的`一次无心之举,是否改变了她的命运轨迹?比如,她和男友分手,和另外一个男人走到了一起,等等。
我看她跟别的老师谈话时,乐呵呵的,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可内心的隐秘,谁又说得清?
这件事,现在想来,诚然是愧疚,但在磨砺中长大的农村孩子,大多粗疏,当时并没太多的纠结。试想,我自己有多少应该收到的信落到了别人手里?那些丢失的信是否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命运或许就是在这么被改来改去中呈现出它没有方向的本质吧?
那是三年级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妈妈去姑姑家串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比我小一岁的表弟,我们刚进门他就有礼貌地挨个问了好。姑姑出来了,妈妈让我叫姑姑,可我就是叫不出来,好像喉咙被一团棉花塞住了,躲在爸爸身后脸通红。妈妈打趣地说:“小怡,你呀,还没有弟弟拿得出?白当姐姐了!”一句话刺激了我,我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小声地开口叫了声:“姑姑好。”声音像蚊子哼似的,爸爸妈妈却高兴得跟买彩的票中了五百万大奖似的,直夸:“我们家的小怡真棒!”“我们家的小怡真了不起!”……听他们这样说我的脸更红了,想想自己以前太让他们操心了。想想其实跟人打招呼、同别人交流也没什么,自信点什么都可以做好。自从那次鼓起勇气后,现在的我性格开朗,见了生人也张得开口了。在课堂上,同学们经常听到我精彩的发言,老师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古罗马的西塞罗曾说过:“有勇气的人心中必然充满信念。”罗赫里克也说过:“要想办成事,就得丢开胆怯,谁畏于启口请教,谁就得不到指教。” 我真心地对那些缺乏勇气的人说:“大胆天下去得,胆怯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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