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往往是:先选择活着的人,经常是只能选择活着而无法选择活着的方式,而不少先选择了活着的方式的人,其中一部分,赢得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另一部分人,则连可持续活下去的可能性都快没了。
每个人,肯定是要先保证活着的状态,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其它问题,但有时候,人经常要在死里逃生之后才能重新选择活着的方式。
每个人,肯定都想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活着的方式。
另外,社会上存在一种铁律,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往往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而能者多劳的人,肯定也是越来越劳,只是在多劳的背后,却很少伴随多劳的相应回报。
因此活着的方式就开始变得讲究起来。
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的活着,已经变成了不少人的迫切追求,甚至连笔者本人也在梦想着这种好事能降临到自己身上。
越脏越苦越累的工作,所能得到的回报也就越低。当一大堆谁都不愿意去解决的难题摆在眼前时,那些敢于挑战并能胜任的人,不见得能拿多少回报,只要看看这类工作的工薪表就一目了然。
因此活着的方式的确很重要,重要到只要出现一个选择错误,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能干是一回事儿,能力是另一回事儿,能干和能力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能干意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则泛指获取的本事。
能***人,有力量付出,有能力的人,则有本事获取。因此能***人大多很贫穷,有能力的人则大多富裕。
换句话说,能***人善于解决别人制造的难题,有能力的人则善于为别人制造难题。
贫富分化的'社会惨象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制造出来的,而能***人,则会在如此激烈的贫富分化中保证完成上司交给的任何任务。
活着的确需要讲究方式,能***人大多以为可以多劳多多得,但实际上往往都是多劳少得,有能力的人,则大多少劳多得,甚至严重地不劳而获。
正因为这世上有很多不劳也能获的人,所以就相应地要多出很多多劳少得甚至多劳不得的人。
不劳而获是因为社会体制有问题,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特色主义,抑或大资本家控制下的伪民主主义,其实内在本质都一样,让一部分人不劳而获,让大多数人多劳少得,甚至不得。
贡献说,基本上都是不劳而获阶层所发明的诈世的玩意,他们害怕等价交换,因为他们无法用等价交换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的贡献,掠夺也就无从谈起。
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变成了能干而贫穷的人,对于利益集团而言,能***人,正如能***牛马,是不配做人的。
而不能***人,却有的是敛财的能力,他们可以选择最舒适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最奢侈糜烂的生活内容,甚至,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还经常要搞出各种社会丑闻方才罢休。
安于贫穷的人,只会越来越贫穷,而乐于做事的人,更容易被事务给累垮!
时刻保持一颗忧患的心,不让自己身陷危机而不知。古时,齐国君主想收服楚国,齐国的谋士管子就让齐桓公花大价钱去购买楚国的鹿,楚王听闻了,喜出望外,丝毫没有警惕之心,结果,齐国花了几年,不费一兵一卒就把楚国收服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楚王在面对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时,没有忧患意识,当他反应过来时,已为时已晚。所以,保持一颗忧患的心。
时刻有着忧患的意识,可使自己在这种意识中不断进步。在学校,需要有忧患意识,才能不断激励自己,获得下一次的进步。就例如孙杨,这位家喻户晓的游泳冠军,如果没有忧患意识,而是沾沾自喜,不努力训练,他就不会再一次次超越自我;中国,如果在清朝时期,君主有着忧患意识,就不会一再衰落,而落得被挨打的下场。
时刻保持忧患的意识,不让自己在安逸的.环境逐渐消亡。曾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曾有一些渔民出海打鱼,但是当他们回到陆地,鱼就已经死,卖不了好价钱,唯有一个老渔夫,打回来的鱼都是活蹦乱跳的,这让众人都不免疑惑:“为什么我们的鱼回到陆地后就死了,而你的鱼却都还活着?”老渔夫笑了笑,打开了装鱼的箱子,发现了这里面除了老渔夫打的沙丁鱼,还有几只鲇鱼。老渔夫说:“鲇鱼是沙丁鱼的天敌,沙丁鱼时时刻刻都在躲避天敌,自然会比较有活力。”正是因为有天敌的存在,沙丁鱼一直保持着警惕,没有在舒适安逸的空间死去。
就像现在实行的企业兼并和企业***制度,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在这种忧患的意识下,不断提升自己。而如果没了忧患的意识,只享受着安逸,就像那被温水麻痹的青蛙,就像那被馅饼砸的忘乎所以的楚王,就像一百多年前被挨打的中国。
所以,保持一颗忧患的心,不要到了最后才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那时,再后悔,已晚矣。
请别误会,我不是讲秦牧的散文,我是说,古往今来,芸芸众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来去匆匆。他们有的惭愧,有的欣慰;有的懊悔,有的满足;有的垂名青史,有的遗臭万年。就说我脚下站的这一块吧,或许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就在这儿站过,或许那“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飞就在这儿站过,当然也很难说秦桧是否在这儿站过。我是说,如今我们又站到了这片土地上,经过历史的一瞬,我们也会离去的。但就是这一瞬,我们该怎样度过呢?
我仿佛听到岳飞、文天祥、***、***,还有张华、张海迪,古人今人、逝去的和活着的,都在用同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要有崇高的理想。”
一定有人说,你说的崇高理想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来回答,他说:“我无法回答得很具体,理想对我来说,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我的理想,即使是最缥缈的,也总是充满生活和泥土的气息。……理想是没有止境的。……个人的一切都不会永葆青春,不能像公共事业那样万古长存。在为实现人类最大幸福的斗争中,要做一名永不掉队的战士,这就是最光荣的任务和最崇高的目标。”
可见,崇高的理想是一种既具体又抽象的东西。有人说:“实现共产主义是我的理想。”无可否认,这个理想是崇高的.。有人说:“我的理想是到国外去。”但只要加上一个前提:为改变祖国贫困面貌的理想去学习先进技术,那么,这个理想也同样崇高。再比如参加这次演讲比赛,所有上台的同学都有这么一个目标,也可以说是目前的理想,那就是:要努力争取一等
奖,一等奖不行也要争取二等奖,二等奖不行也要争取三等奖,你们说,这个理想崇高不崇高呢?
我认为,这种理想中包含了一种向上的、奋勇进取的精神,所以它也是崇高的。
只要这个理想是为另一个更崇高理想服务的,那么这个理想也是崇高的。可见,一个人的理想就像梯子一样,有最高一级,还要有第一级、第二级……如果没有这二级,那最高的一级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目前,理想的阶梯已登到了第一级,就是:振兴中华。我们的祖国就像一个矫健的运动员,几千年在历史的跑道上一直领先,可近几百年来,他落后了,苏美日等国跑到了前面。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我们有6亿5千万青年,我敢说,这个数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青年的数目多得多。面对现实,我们该怎么办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朱联忠说:“我们最了解自己,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是真心热爱祖国的。只要我们还活着,还站立着,还奋斗着,长城,就永远不能蒙上落后的耻辱。6亿5千万,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啊,倘若我们每个青年都能站起来振兴自己的祖国,那么它是一个光荣的数字,胜利的保证;倘若我们庸庸碌碌,虚度年华,那么它就是一个耻辱的数字,羞愧的记录。让后人去翻历史吧,他们必将发现,耻辱不属于我们!
雏鹰经过无数次被扔下悬崖的险境才拥有了展翅飞翔的雄姿;海蚌历经无数海浪的打击才蕴育了珍珠的璀璨;松柏因为无数次风雨的吹打才展现葱绿的枝叶……好的境况固然令人羡慕,但更因为这些逆境才展现了独特,才筑就了品格。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澳大利亚的桉树,本是栋梁之材,何以到了美国竟成了造成工厂***的祸害?因为美国的水土太好了,桉树生活得太安逸了。失去澳大利亚那些天敌的制约,它过度生长,终究也导致了它废材的命运。
桉树的命运引人深思,但这何尝又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类的发展史上,何尝又不是渗透着这一哲理?
商朝的纣王,提起他,人们就会想到他的暴力、骄奢、淫逸。其实,在称王前,他天资聪颖,有能力担当君主。可是他忘了称王的艰辛,称王后那一呼百应,那安逸享受的生活让他迷失了自我,让他失去了民心,一切将他的才华掩盖,代之以民怨暴政。可悲!生活的安逸竟让他落得最终如此的败相与落魄。
纣王是死于安乐的典范,而历史上生于忧患的气概令人钦佩。这当中,也许司马迁是最好的例证了。
他的生活虽谈不上富贵安逸,但也曾安稳可乐。可是命运都是爱捉弄人的。他的仗义竟成了他苦难的开端。遭受了宫刑的他,没有被打败,却更有了专心于《史记》的动力,他排除了一切干扰,将耻辱藏于心而著就了《史记》的.光辉。
生于忧患,司马迁做到了,史铁生也做到了。他在地坛的思考,足以证明在遭受人生的苦难,命运的逆境之后,他有了更强的意志,更深邃的思想——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它是一个必会降临的节日。所以他坦然面对了一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们往往憧憬那安逸享受的生活,而许多人也同澳大利亚的桉树般在那生活中有了在美国式桉树的悲剧。苦难是人生的营养,历经暴风雨,我们才会有珍珠的璀璨,雄鹰的英姿,苍柏的挺拔,才能坦然面对一切,才有望成为国之栋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心牢记之,才有人生之绚丽。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