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一包鸡蛋,和一瓶香油,叹了口气说,哎!我恐怕大去之期不远了,我现在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眼睛也变得模糊,手脚也不方便,现在只等一死。突然脑子里想起对我有恩惠的杨先生,不如把这鸡蛋和香油送给杨先生吧!这样也了了我的心愿。
我在家拿出一个灰布灰,蓝不蓝的方格子把鸡蛋放进里面就开始出发,刚走出一会,感觉少样东西,我看了看手里的鸡蛋,咦!香油呢?忘带了,只好回去拿香油了。
走了很久,才发现已经到了,我望着这楼梯一会儿,然后提着香油和鸡蛋上去了,怎么感觉比以前费力呢?哎
走了一会儿,我到了杨先生门口,我把香油放在地上,然后敲门,杨先生打开门,他惊奇的看着我说哎呀老王,你最近好吗?我嗯了一声,我把我手里的鸡蛋给杨先生,杨先生接过鸡蛋说怎么新鲜的鸡蛋,都给我吃啊?我只说我不吃。
他谢了我的香油,谢了我的大鸡蛋,转身进屋去了,我连忙止住他说我不是要钱。
他也赶紧解释说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也就免得托人捎了。
我听了这句话也没有再说了
过了一会儿,杨先生一手拿钱,一手拿着我的方块布给我,我呆笨的转过身子,他赶紧帮我开门,我一级一级的下楼去了。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想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了,也该去了。
巴金曾这样说过:“友情从这里开始,苦难巩固它,欢乐装饰它,在寒冷中我感到它的温暖,在黑夜里我感到它的光辉。”蹬三轮的老王与作家杨绛的交往,在那个“____”的动乱年代,使我们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凄苦与艰辛,也体会到他们人性的真诚与善良。
作者笔下的老王,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憨厚老实,质朴善良,酷似白居易诗中的卖炭翁,鲁迅笔下的闰土以及老舍小说中的骆驼祥子。
这篇文章的叙述很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三送”:送冰、送人、送香油和鸡蛋。在“三送”中,一是老王因为给人家送冰,所以顺带给作者一家送冰,这样可以“车费减半”;二是在“_”中,作者一家落难,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老王却不避嫌疑。很热心地用三轮车送钱先生上医院,还坚决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担心人家看病钱不够。尤其是那句“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的问候,其中蕴含了多少发自内心的人性关爱;三是老王受了人家的好处并不忘,总觉得欠了人情,于是临终前,挣扎着把他的香油和鸡蛋送给了作者。这“三送”,可以看出他作为劳动人民热心助人、忠厚善良的品质。
作者也特别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的车;老王再客气,也付给他应得的报酬;老王送香油、鸡蛋,不让他白送,也给了钱;当老王的载客三轮变成平板三轮后,生意不好做,作者就关切地问他是否能维持生活;而且作者的女儿也关心老王,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给他大瓶鱼肝油。
由此可看出,身为知识分子的作者并没有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是同样给老王以尊重、平等与理解,体现了作者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文中有两个词特别形象生动,“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里的“强笑”、“镶嵌”不但准确,而且很含蓄,透露出作者见到老王病成那个样子却还拿东西来谢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和悲痛。
这种友好善良的人性品质让我们感到些许的欣慰,在那个“_”恶的年代,人们之间还有温情存在,人性尚存。
文章结尾写到:“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呢?杨绛真的很幸运吗?文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放心。”由此可见,作者一家人生活的并不好。而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受了许多苦。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经历了_以后,都会以自身的不幸去控诉,而作者面对老王却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在千万个善良的逝去的不幸者中,作者幸存了下来,这里面体现出一种对待苦难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文中最后一句原文是“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呢?从“三送”中可以得知作者在物质上是没有让老王“吃亏”的,不管是附带送冰、送先生上医院还是送来香油和鸡蛋都是付了钱的,按道理说不上“多吃多占”,更谈不上“愧怍”!但作者却是“几年过去了”才“渐渐明白”,看来作者一直在思考自己与老王的交往,这一切是真的让她“愧怍”不已!
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老王不顾自己身体多病,省吃俭用,将省下的香油和鸡蛋送给作者,还说“我不吃”,这对作者而言,就是“多吃多占”,更何况自己因为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而曲解了别人真心的帮助。当然有许多东西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真挚的感情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作者“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觉得自己是“拿钱去侮辱他”,心中很是“愧怍”。
作者心中感到“愧怍”,写了此文来纪念那位曾经丢掉的老朋友,可知作者依旧是心中充满了慈爱,一颗善良的心永没改变!
老王鼓足气,把蜡烛吹灭了,飘出一缕青烟。
他把薄薄的被子掀开,坐在破旧的木床上,把两条老腿缓缓地伸进被窝,躺了下来,靠着书报枕头,轻轻地合上眼皮。蚊子在屋子里没头绪地乱飞着,翅膀快速地扇动着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一只胆大的蚊子在老王耳朵边飞着老王烦躁地用手在耳朵边挥着,想把蚊子赶走。可它偏偏赖在这,不走了,老王干脆从床上爬了起来,借着微弱的月光,伸出手试图解决蚊子的性命。那蚊子却灵活地避开了老王的手。无奈,老王罢休了,又回到了床上,闭目养神,门外的树叶沙沙响,老王的脸上凉丝丝的,蚊子似乎也不来打扰他了,老王安然地把头往左一转,睡着了。半夜,屋子外面黑黑的一片,没有一点光亮,简直伸手不见五指,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把熟睡的老王吵醒了。蚊子也更猖狂了,没头似的在他脑袋旁飞着,老王皱紧了眉头,深吸了口气,很不舒畅,屋子里闷热得不得了。老王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门外的雨越来越大,老王干脆从床上坐了起来,才觉得舒服了一些。
可雨似乎还不想停下。
“吱嘎。”我有气无力地把三轮车靠在落魄的门外。
“哐当”我一惊铁栅栏同时坏掉了。
“一辈子过得还真快。”我一直那么觉得。
此时,夕阳已快坠入深山了。
唉,我都快死的人了,那侄子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只不过也好,免得他伤心。倒是杨女士一家待人可好了,再怎么也得去送点谢礼把。但是让人家看见我这一身僵硬不好吧?可人家待我这般好,我不去也对不起人家呀。我这样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去,于是我便选了件好点的衣服——一件补丁最少的蓝短袖。我行动缓慢的穿上,身体僵硬极了,然后手脚有些麻木了,在然后就没了知觉 。
我踉踉跄跄的走进一个破小屋,把这些圆润的大鸡蛋和一瓶一直没舍得用的'香油拿了出来。我在衣橱里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张干净漂亮的蓝色格子布,用来裹这些大鸡蛋。我艰难的挪移着步子,想在天黑之前把这些东西都送去,免得让杨夫人家担心,快死的人了,不值得挂念。我举步维艰,但是赶在天黑前把鸡蛋和香油送去了。我扣了叩门,是杨夫人开的,她有些吃惊的说:“呀老王,你好些了吗?”我应和着直着脚往里走,把鸡蛋和香油递到她面前,她急忙接了过去。她还问我是不是都给她,你说我一个快死的人了留着有啥用?但总不能让她担心吧,我只说:“我不吃。”她谢过我便要去拿钱,我急忙辩解,我不要钱,她说只是免得让人捎了,我想也有道理,就等她去拿钱,不一会儿她又拿着蓝方格布同钱都给我了,她好似知道我行动诸有不便,就帮我开门,又想很不放心的样子似的看我下完楼梯。
我回家天都黑,透窗看见一颗流星,听说星星落了,就是有人要死了,我也没什么牵挂,就这么睡了吧
杨绛先生的作品,语言平和冲淡却字字含情。《老王》更是一篇足以体现她“朴素本色”却“别致耐读”的语言风格的佳作。
《老王》创作于1984年,是一篇回忆性文章。相信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无不被悲苦不幸却善良真诚的老王深深打动。“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杨绛就用这样水波不兴的语言徐徐道来。“我常坐”,起笔就与下文“乘客不愿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闲话中”也就向我们介绍出老王的基本状况。作者以非常集中的笔墨刻画老王的“苦”。一是伶仃孤苦,“单干户”,“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二是谋生难,一只眼瞎,好眼也有病,别人先前“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也不是无端猜疑,“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半面肿胀、又青又紫”,但还有人嘲笑、“大约年轻时不老实”;“我”却让女儿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而且猜测老王眼瞎是因为“更深的不幸”。这段叙述看起来平平淡淡,有些幽默和调侃的味道,其实却蕴含鲜明的对比,不仅写出了对老王的同情、关怀,为下文老王知恩图报作铺垫,更含蓄地流露出作者对以践踏弱者为乐的世风的厌恶和批判。接着作者介绍老王住所的荒破,再写其困窘。
“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谋生更加艰难,“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他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仿佛这样,“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作者用幽默诙谐的叙述写来,粗读令人忍俊不禁,再读却不觉倍感心酸,仿佛看到了老王脸上满足的笑容,更看到文字背后杨绛微笑的面颊上一双盈盈的.泪眼。老王身患重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苦得不成人样的老王,还要挣扎着来到 “我”家,作者着意刻画了他临终前的样子:瘦、僵。“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句是总写,用“直僵僵”活画出老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样子,“镶嵌”更是用得特别,传神地刻画出老王清瘦、单薄、僵直,没有一丝活气。“直僵僵”在全文出现了3次,他像一具“僵尸”,“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直”字写他僵直、艰难的动作,两手却都拿着东西——瓶子里竟是香油,包裹里竟是鸡蛋,如此珍贵、易碎的东西!老王这一路该是如何走来?巨大的悲剧感压在读者心头,终于催人泪下。
身体没病时,生活尚只能“凑合”,几月不出车,老王的境况之苦无法可想。但就这样穷困不堪,病魔缠身,他却省出来香油、鸡蛋;就这样直僵僵,羸弱不堪,他却硬撑着亲自送来香油、鸡蛋,如此之苦,更见其善!作者还通过回忆送冰、送钱先生去医院不肯收钱等生活片段再现老王的老实厚道、知恩图报。临终前送香油、鸡蛋不收钱,他是要最后一次感谢杨先生一家对他的同情、关爱、照顾和尊重。如此之善却如此之苦,更突出其“不幸”!作者在结尾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自己在老王生前不曾真正了解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没能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他改善处境,改变不幸而惭愧不安。“文革”爆发后,杨绛一家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德一含冤自***,全家被迫离家逃走……忆及那些“含泪”的往事,杨绛却淡淡地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想起的却是“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怎能不感叹、敬重于杨先生那种豁达忘我、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评价说,杨绛的文学语言“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此言真是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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