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一】
张艺谋的作品，大都是以反映中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说实话，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他确实是一个骂不到的战士。《活着》可以说是张艺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可惜在国内被禁。这是一部题材厚重的作品，而他却能够举重若轻地拍出来，真是难能可贵。张艺谋说《一个都不能少》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退出了戛纳电影节，这是西方人以一种政治化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电影。但现在中国文化已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最好的佐证。《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揭露中国河岸一面的作品。当时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多项奖，无可置疑，国内优势骂声一片，这对于张艺谋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些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又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在那一刻他们心里是最痛快的，因为这一刻他们能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就像是久逢甘霖一样的要喝水，抓住了猎物就不会轻易放手了。殊不知，原来斯文的知识分子也会有峥嵘的一面。也许一些人会跟着他们的思想走，认为这些人是“正真的勇敢的武士”。
《活着》让张艺谋这个大师级的导演在大众心里站稳了脚，他的电影也在西方的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国外是对他的一致好评，而国内却把他当靶子打。甚至有人说他是用中国阴暗的一面来取悦西方人。如果国内某部电影在国外的了某个奖，我们中国人就认为一定是西方人搞了什么鬼。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太敏感太警惕了，这根本上就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否定。北京奥运会张艺谋一直在以一种文艺表演的形式，将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展现给世界看，这本无可挑剔，但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先不管说的对不对，先磨磨嘴皮子再说。
中国的电影制度是成功的——多了这么一批人。与其说是在“批林批孔”，还不如说是在革故鼎新。也可以说是失败的——评论者和知识分子没有倾尽全力，也许，他们认识到你一句我一句是徒劳的了，如果在胡搅蛮缠，恐怕只能狼狈地退回来了。
我想中国多几个张艺谋是好的，一个是能够排除一些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电影。二是能够不让那些文艺评论者不丢饭碗。
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二】
指间轻捻出历史，粗糙的纤维在日光下更显得雍容典雅。华光大盛后，一中的历史便似江南水墨一样将神韵印入心底。
眼前重现出历史的倒影。俨然整洁的排排教室，里面端坐着一中的莘莘学子。他们正努力不辍地笔耕着。窗外，一朵桃花悄然盛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我躲在学子的背后，看着时间穿流。一季一季的时光争相流淌，他们收割了成功，收获了喜悦。
时光继续飞逝，原本如雪泥鸿爪一般的往事却愈见清楚了。盛夏的`星夜是心情最舒畅的时候，青涩的年纪在一层薄而透明的月华下更显得神秘而由于。高大的槐树下，两个好朋友靠在一起。是以郭敬明的角度仰望天空，是以韩寒的角度鄙视教育，还是在一起诉说着成长中不能说的秘密？
多年不见，你怎又生得这般模样？我依稀记得面前满头银发的老人却是开始时在讲台上满腔激昂的教师。只是一根粉笔，便耗去了他的大半生光阴。我泪眼模糊，但我清楚的看到了教师人格力量的伟大。在春华秋实的年岁里，岁月的残斑沾染到了教师身上，原本璞玉一般通体洁白的手因长时间握住粉笔而变得粗糙不堪。额头上也被时间的镰刀掘出了深沟浅槽，而那浓墨班的光泽也逐渐在鬓角引去，由青丝变华发。怜您华发早生，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您对万千学子的关心。而我们，却还是在一遍遍地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想到这里，我又不禁泪流满面。这是到秋天了吗？
你可曾看到过万千学子埋头苦读吗？ 你可曾明白金榜题名的感觉吗？ 你可曾了解五十年的古校吗？ 你可曾知道这是今日的徐水一中吗？ 我知道。 我们知道！ 感谢一中，是她给了我们一个起跳的平台和踏板。 感谢一中，是她将才华横溢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将受业解惑变得如此之便。 感谢一中，是她让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飞黄腾达。
拭去眼角的泪。合上了厚重而珍贵的一中史书。苍老的卷首上一团金光氤氲在纸页之上。金光逐渐凝练，霍然开始棱角刚毅。然后四个金色的大字斐然落在卷首之上----徐水一中。
你可知道吗？即使再过百年千年，纵然也是弹指一挥。到时只怕沧海桑田，人非物非。但，不变的是一中人，不朽的是一中精神。
学海无涯，更是无归。既然已经决定一心向学，那就无须再瞻前顾后。还在，前方有比你更加决然的身影引导着你----你的老师。
不妨以北极星为引，若我在某个春暖花开之季裁断了你的牵挂。我便明白，你已无法回来。
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三】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四】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五】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六】
兴隆一中位于东区大街，大门口的西侧是一座四层的实验教学楼，面对着开阔的操场。操场的东半部分是四个篮球场，西半部分是一个足球场，每一年的运动会好多田赛类竞技都在这里举行，外圈是一个环形跑道，沿着跑道栽植了一圈垂柳，每一年春来教学楼前花坛中的桃花似火与绿柳随风相映成趣，往往会有很多酝酿出来。记得当时报到就是在这个实验楼前面，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带我三年的班主任李怀东——一位如父如兄的优秀老师。
学生上课的教学楼也是一座四层的楼房，在楼房正门前有一座假山，假山前竖立着旗杆，旁边还有一个小平台，是专门供升国旗时候旗手们操作用的平台，每逢课间讲话，老师便站在这个小台子上举目四望，将所有的学生都扫视一遍之后，煞有介事地清清嗓子，然后开始能让学生打盹的长篇阔论。我当时被分在向阳面的.一间教室里，从高一一直到高三结束高中生活一直未变。班主任老师也在这间教室里面陪了我们三年。
从门口有一条一直通到柳河岸边的水泥道，那是供学生教师和学校后边靠河岸家属区居民行走的道路。这条路将操场一分为二。大门的东边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所有的开门都是冲着大街的，商贩们租过去经营各种买卖。小楼的西侧是上二层的楼梯，二层是兴隆县的自考办。他们在那里一直租用到小楼的拆迁。2002-2004年我自学中文本科时，无论是报名还是后来毕业都是在那里由一位姓高的老师接待。
二层小楼的前面是一处有个水泥地面配有灯光照明的篮球场，是最牛的篮球场。在那里我们经常和其他年级的篮球高手或是校队进行比赛，在这个篮球场我和李超伟练会了空中接力，我们共同练习跑步扣篮，共同学习后背转身投篮，在流着汗水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时候是和老师们进行技艺切磋。和我们打篮球最多的要数叫我们政治的曹老师和班主任李老师，直到1993年7月5日的高考前2天，李老师陪我打了半天的球，从中午12点多一直打到晚上6点吃饭。那场球打得至今记忆犹新，或许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
灯光球场的东边一排围墙围出一个小院落，显得很别致。墙上有两个月亮门，院内是一排挨肩的房屋。我刚到学校，宿舍就被安排在这个小园。看着雅致，人一多就乱哄哄了。更主要的是，那个时候社会治安乱，学校的治安也同样乱，校外的闲杂人每进校园敲诈、打架，这里都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好多学生在这里饱受社会青年的欺辱，说不得在他的人生回忆中，都是一个深深的刺痛，挥之不去的阴影啊！(
小院南边是一条通往东院的大道，焦砟铺面。这条道直到我毕业离开校园，依然如故，没有丝毫的变化。道南是并排几个乒乓球案子，也就是在那里我和李兴瑞玩得不亦乐乎，忘却了学习的疲惫。南边一点儿是一个大院，立面高耸着烟囱，是水房、供暖的锅炉房和我们师生的浴池。同样也是焦砟铺面，墙角滋生出来的植物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表现得是重工业地区应有的表象。
这条通往东院的大道南边有个体育队练习射击用的场地，杂草丛生，但不影响训练。墙外是一个厕所，不知道下水是如何设计的，沿着这条道走了3年没发现有臭不可闻的气味从那里传出来。东院北边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作宿舍之用，我在那里住了一年。水房在院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学生用水都在院子里，刷牙洗脸不必说，洗头洗衣服也同样是在院子里。楼前横穿着一条钢丝是用来学生晒衣服的，人多地方窄，每遇下雨阴天或天黑夜深拿错衣服、抱错被子的事情时有发生。经常在楼道里听到有人在喊：谁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谁抱走了我的被子。不过，都会物归原主。东院南边是食堂，候食大厅面积不大，仅供学生们站立排队从小小的窗口等着里面把饭盛完递出来，吃饭也是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院子里面，或者找个水泥台做桌子，或者找个空心砖坐凳子，用餐风饮露来形容应该不为过。在一栋房子里面的教师食堂就显得松快多了。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去那里却是奢望。好在，我当时和他们混的熟了，不时的可以到里面去打些饭出来，满是羡慕的目光。
在东院，又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那里是教师进修学校，专门为全县培养代课教师。那个时候，叔叔经常到这个校园进行培训，于是便从家里带来好多的给养。有时候，婶子悄悄地给我煮几个鸭蛋，带一些薯干，估计我的父母到现在还不知道。
最后，应该说一说一中的家属区了。小院的南边是一片平房，北抵教学楼，南到柳河边。我时常沿着那条水泥路到柳河岸边去，记得在路的尽头有一株垂柳枝条婆娑，有月的夜晚可以“月上柳梢头”的意境。每一条小街都很窄，白天基本上看不到人。现在那里已经修成了环城东路，低矮的平房再也看不到了，以至于整个校园都已经今非昔比，没有了旧时模样。
再一次打一中门口向里面张望，也没有了熟悉的建筑，也没有了熟悉的面孔。
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七】
今天我去一中博雅楼参加普通话培训班，却被那里迷人的景色吸引了，于是就欣赏了一中的美景。
在博雅楼的正前方有一个宽大的水池，水池中央有一块石头，石头的顶上是一只石鹰在展翅飞翔。水池在喷水时，水柱里面低外面高，错落有致，十分壮观。池底有许多美丽的.小鱼，当它们涌上来时，就像一朵朵翻滚的彩云，五彩缤纷，可漂亮了。
在博雅楼的右边有一座小亭子，小亭子的四根柱子之间连着石板，成了四条长椅。而柱子上各有一条巨龙，活灵活现，仿佛一下会飞走似的。
再往右，有一个小水池，池水清澈见底，十分干净。小水池的旁边盛开着几朵娇艳欲滴的玫瑰，为一片碧绿添了几抹色彩，可谓“万绿丛中一点红”。
而亭子边则是宽宽的操场，操场是一中学生运动的好地方，一到下课或中午，总有学生到操场上运动。
还有小蘑菇亭、长长的林荫道，高大的教学楼……
一中的美景，使我流连忘返。
一篇作文中最多几句名言【八】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