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双江村的作文【一】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家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扮演着保证亲族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的角色。“家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家”的亲属关系的扩展。而“家”的规模大小是有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决的。一股要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导致的亲属关系的扩展恰恰是通过姻亲关系来实现的。在这个村庄里，婚姻是一个非常正式而又严格的问题。这里的人们的婚姻之事严格按照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而这里不存在求婚的说法。子女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母定下了婚事，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这里的人们习惯上讲究“亲上加亲”，因而表亲间联姻现象很是普遍。因为婚姻在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绵续家世及促进家族的发展。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婚姻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人们对于妇女的要求有很多，而且过分重视“香火”问题。这更是造成了“小媳妇”现象的存在。
当然在家族、婚姻问题中，财产继承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一个村庄中，财产不仅仅局限于家产，还有村产、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和“无专属的财产”。这些财产的继承主要以集体占有和私人占有的形式存在。在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一个农村家庭中，传递的主要财产是土地，主要对象是该家庭中的直系男子。若没有直系男子，则由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来立继。当然继承者还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由此我们可看出，传统的中国从承担责任和发展家族考虑，给予了男子很高的地位和权利，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妇女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些问题已得到了显著的解决。
另外除了亲属关系的联结，还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纽带就是地域性的'纽带。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些人在一起组成了户，他们共同居住、吃饭和劳动。而其它形式的联合群体也多如此存在。
游双江村的作文【二】
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而其内容则源自1936年其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者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总结是这本书的生命源泉。试验让费孝通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让他的理论有了支撑，从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成就了他。
在费老先生的书的序言中，老先生特别提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妻子即是在陪同他考察时不幸遇难的，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在书的开头，布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概括和精要。在序中马对文章内容做了精要概述，他总结道；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在生产的过程。我读过之后发现也确是如此，在整部书中，费老先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第十二章《蚕丝业》，它是所有分析中的精华之篇，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费先生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动态分析，而得出科学令人信服的结论。他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费先生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费老先生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他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他后来重访江村的首要原因。
他还提到农村传统习俗，那些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在他的研究下显出了其历史存在的合理解释。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说生辰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育，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费老先生的研究找到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算命存在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心理安慰。
在书中老先生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费老先生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对不对，至少这是费老通过具体的调查得出的，而且今天乡镇企业确是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任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甚为赞赏：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的大量东西。这也正是我所推崇的地方，一个学者只有毫无偏见，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遵守学术道德，才能在学术上和社会上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红色革命也愈演愈烈，但费孝通并没有偏袒或惧怕哪一方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解决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纯朴而原始的愿望诉说着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最好的交代就是搞好自己的研究，为寻求新的民族出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老提出的期望，也确是我们所应做的。
游双江村的作文【三】
费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经济》（其实，此书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名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后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译本。这时隔的40余年，可以说贯穿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历史进程——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后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单从时间上说，此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轨迹的见证者；另外在内容上，此书由于中译本出现时间较晚，所以现在大家所见的中译本里一般都会附加费老先生在回国后对江村陆续进行的十余次调查情况以及其总结和比较。作者将本书的研究范围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这些后续的补充也极大的提升了此书的价值：特别是在历史研读和文献价值方面，因为目前还未出现第二本能对某一地区进行的长达60多年的调查和总结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无论上是作为历史资料来研读还是作为社会学研究著作来看，此书可以说都是首选。而事实也说明了这点：此书自面世以来就是那些有心了解、学习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入门之选。
首先接触此书的感觉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进去后，我们才发现它已经为我们踏入中国农村这一重要而宏大的调查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范本。可以说，现代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很难不受到此种风格的影响：从《黄河边的中国》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无不闪烁着此书的影子（看了一点，即有此种感觉····不当之处请明者指正）。而这点其实也激起了我对于此种调查风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为何一种思路或是方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去运用它，而一旦其出现则如同秋风扫落叶之势风靡不止呢？能否简单的比较说是某位大家创造了一种风格，还是说他适应了大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欣赏和偏好而顺势而为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点突发奇想而已，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读书笔记的“正规任务”，仅此自娱吧！
另外，看了此书，不禁联想起了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虽然二者描述的现实以及作者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从这二者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调查地的现实片段所进行的观察异常细致入微，并在实地资料、调查数据以及现场感受三者中实现一种平衡和统一，构建出其理论体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够给人以极大的认同感。能达到这几方面的著作其实就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但对于此二书而言，如果仅仅如此，那它们也不会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了。在我看来，它们骨子里最重要的通点就是作者通过其犀利的眼光加上严密的思维逻辑，把这些我们看来都很日常的材料进行了重新构建和解读，以此勾勒出一种我们时常会有所察觉但却只是一堆碎片、很难以言语表达的情境。而这也正是我们通过学术调查、研究所最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最为缺乏的。
一直有种观点：我们现在写论文、做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抱着一种为了论文而论文或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很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了我：论文或是报告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偏离我们的初衷和目的了。现在的我们，在思维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机械的套用他人的数学模型和公式，以此来为我们的结论服务。从这点上来看，看似是让我们的分析推理变得更加严密、准确了，但事实上却是我们对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丧失，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外界的数据和模型类来为我们的推理和结论做靠山：我们已经很难做到用语言来深刻地表达事件背后的逻辑及其深层次理念了。此类变化已经把学术研究所能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锻炼和提升都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却乐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关在一片数据和统计软件中，仿佛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踪理解已经不再是其任务了。所以，现在重读费老先生的书，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反思和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额！
正如费老先生自言的那样，他对自己学术生活的一个严格要求就是“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来为改革服务”。他在本书以及后续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条：“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而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费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经清晰的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基本障碍或是瓶颈了。这一方面让我们对其学术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发展农村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种嘲讽和无声的鞭策，至于这种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势下得到很好的处理，我们仍然需要去观察和验证。
貌似说了很多极端的话，加之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尽情批判，欢迎指正！
游双江村的作文【四】
《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费老的第一本书和成名之作，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后者将此书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
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所以一直到现在对于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中以及平时在高铁上所看见的窗外的风景，其他的便很模糊了，但是这本书把农村的样貌向我娓娓道来。正如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引用的一句E·丹尼森·罗斯爵士看完本书的话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江村经济》就是这么一本书，“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序）
它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而且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能够给读者以无限的使命感。
虽然费孝通先生只对研究对象——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做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但本书无愧于老马的盛誉，它开创了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通过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
同时，《江村经济》中从微观到宏观，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以及深入社区，完全参与的参与观察法等调查研究方法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而且，《江村经济》中费老独到视角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在目前来说还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度政策可能会出现滞后现象，这就需要不断地完善社会制度，当然在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要仔细研究学习《江村经济》这样的社会调查研究巨著，从中学习大师们的思维方式及独到的视角。作为国家的栋梁，我们任重而道远。
游双江村的作文【五】
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而其内容则源自1936年其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者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总结是这本书的生命源泉。试验让费孝通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让他的理论有了支撑，从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成就了他。
在费老先生的书的序言中，老先生特别提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妻子即是在陪同他考察时不幸遇难的，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在书的开头，布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概括和精要。在序中马对文章内容做了精要概述，他总结道；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在生产的过程。我读过之后发现也确是如此，在整部书中，费老先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第十二章《蚕丝业》，它是所有分析中的精华之篇，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费先生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动态分析，而得出科学令人信服的结论。他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费先生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费老先生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他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他后来重访江村的首要原因。
他还提到农村传统习俗，那些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在他的研究下显出了其历史存在的合理解释。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说生辰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育，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费老先生的研究找到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算命存在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心理安慰。
在书中老先生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费老先生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对不对，至少这是费老通过具体的调查得出的，而且今天乡镇企业确是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任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甚为赞赏：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的大量东西。这也正是我所推崇的地方，一个学者只有毫无偏见，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遵守学术道德，才能在学术上和社会上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红色革命也愈演愈烈，但费孝通并没有偏袒或惧怕哪一方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解决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纯朴而原始的愿望诉说着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最好的交代就是搞好自己的研究，为寻求新的民族出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老提出的期望，也确是我们所应做的。
游双江村的作文【六】
久闻《江村经济》为中国社会学扛鼎之作，乃中国社会学巨擘费孝通先生代表巨著之一。然不知缘何迟迟不愿一读，潜意识中对诸如“经济”“调查”“统计”一类词眼不甚感冒，很不喜欢那种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来研究活生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没想到的是，待终于启卷一览，原来费老并非如此无趣老头，通篇鲜活的语言，畅快淋漓地阐释了中国社会巨变时代一个村庄方方面面的变迁。
我常思考，读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需从四处学习：第一，学习他的语词；第二，学习他的知识；第三，学习他所言的精神道理；第四，学习他的选题、构篇、作法等。当然，最后一点仅对写作者而言。对于《江村经济》一书，缘其原文乃英文作品，中文乃翻译而来，且非费老亲为，所以就语词来说难免索然无味，甚至有些诘聱，更甚竟有错别字。不知我读的北大社版之“精品”果“精”如此，还是译者之误?就其所载知识而言，亦不是重要之处，但也弥补了我一些历史知识的遗误。之前所读之历史，概不外宏观之述，没有《江》书所云微观详细，让我们通过一个“细胞”了解一个社会“肌体”的状况。它所言的精神道理倒也算得上宏丰，我们处处可见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意识形态的鲜活反映，特别是对于出身农村的我来说，处处获得同感。如其中所言夫妻男女、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社会成员及其角色，人情风俗社交往来等与我之经历竟还大体相仿，这使得我同感起来兴味盎然，竟有时忽略了细想起来时的如下思考，当然这些思考是相对于我前文所云第四点而言的：
费老介绍了他选题的缘由，是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明确导向。不愧为国际人类学的泰斗，从小处着眼，往深处挖掘，向大处推展，娓娓道来，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中国社会激烈变动时期的宏图全貌，让读者读来津津有味的同时唏嘘不已，人人都知那个时代但不知确切如何。
《江》书仿佛将人拉回那个时代，那片炊烟袅袅、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用学术的话语勾勒出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图卷。这首先归功于他研究方法的选择，他用当时人类学的深入研究田野，与受访人同住生活的方法主张，获得了可靠的、丰富的、深入骨髓般的信息资料，而不是设计调查问卷，任人胡乱勾画，再用冷冰冰的所谓高超统计软件（当然那时没有）将冰冷冷的数字转化成硬生生的所谓研究结果。但接下来的困惑是，我们如此推崇费老的这套方法，而为何当下每言及社会学的研究，似乎毋庸置疑的便是：“何时发问卷呀？”“发给哪些人呀？”“怎么处理数据呀？”之类的话题，恰如自然科学“研究就是做实验”一样，社会学研究就是“发问卷”吗？倘如是，费老这部书不仅不是经典，简直就是扯淡了，没有问卷调查数据支撑啊！
我非常向往当代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的研究范式，即如费老这样，前定人是活的，是有思想的，是有情感的，如此而来，非但结果真实了，更重要的是——有趣了。
是为感。不免偏颇，请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