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作文举例对比（语文作文应该怎么举例子） - 学习作文网

语文作文举例对比【一】

引言

所谓学习能力，是指围绕着一个特定的学习目标，学习者通过综合驾驭各种学习方法和手段，做到所学为所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帮助他们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而且还有助于他们去适应未知的工作环境。[1]

以本人所在的学校为例，对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以及不同国籍的留学生之间的语言学习能力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借此帮助学习者取长补短，提高学习能力和水平，促进汉语的传播和发展以及英语的学习和交流。

中外学生在学习状态上的差别

不久前，我们对中外学生语言学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中外学生的学习状态，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1.学习驱动力方面的差别

在近五年的汉语教学中，当每个留学生被问到“你为什么来中国学汉语？”时，他们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兴趣”。毋庸置疑，国外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就是个人兴趣。而中国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学习英语也是两年时间，但都是大班教学（少则五六十人，多则超过一百人），由学校统一编班，统一安排教学进度和课程设置。由于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带课教师不能照顾到每个学生，只能根据多数学生的语言掌握情况安排教学，从而被动地忽视了个体的差异性，也导致了许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我国许多学生争取高成绩是为了拿到奖学金，将来毕业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有的是为了考取研究生或推免而本硕连读；有的也仅仅是为了考试及格；有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也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总之，中外学生在学习上的驱动力差别较大。

2.学习目的的差别

中外学生学习的目的都包括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理想。然而，除此共同目的之外，有些中国学生的另一目的是为了父母甚至是教师而读书。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不负某个教师的期望而日日苦读。这就是学习目的中的“指向自我的学习目的，指向社会的学习目的”以及我国学生具有的“指向他人的学习目的”[2]。

3.学习条件的差别

国外高校基本上每个教室都配有多台电脑，无线网络覆盖面广，学习者均可免费使用。图书、电子文献等资源都可以随意使用。国内的高校配套设施相比较国外来说要落后一些，再加上学生众多，因而“僧多肉少”的局面时有发生。除此之外，在中外学生的居住环境方面，我国的大学一般都会让留学生单独居住，住宿环境安静舒适；而我国学生人数众多，通常都是统一安排住宿，这样一来学生想要把宿舍当作书房来学习并养成良好的宿舍自修习惯就变得很困难。

中外学生课堂表现的差别

中国的学生在英语课堂上往往比较“乖巧”。通常给中国学生上课，只是授课教师在唱“独角戏”，而在给留学生上汉语口语和听力课的时候，尤其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的学生们会比较踊跃，积极思考，主动提问，能够作到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

1.中国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模式产生的主要原因

（1）英语教学的时间短，经验不够充分。英语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引进到中国的课堂，至今也只有四十多年的教学历史。承担外语教学的教师多数都是在中国院校毕业，知识层次也不尽相同，又一直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因而教学手段略显呆板，教学氛围仍显凝滞，教师的权威仍显得至高无上。带着师生间的这种“等级”观念，学生不敢也不好意思与教师进行探讨。

（2）考试只要求分数，不需要讨论。参加高考上来的中国学生都知道英语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可高考时只需要分数，所以不曾练过口语。陕西省为了城市与农村考生之间的起点平等，也取消了高考的英语听力。因此，大多学生都只是会考试不会用英语交流，停留在“哑巴英语”阶段。上了大学，继续为了考试，疯狂地记单词、背句子。教师也不得不为考试而教学，再加上班级较大很难进行纯英文的讨论活动，只好教师扮演演讲者的角色，学生扮演听众的角色。

（3）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办教育。学校秉承政府的安排，没有更多的自主办学权，只能认真地遵守规定，难以创新。

2.国外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模式产生的主要原因

（1）由各国不同的教育理念而决定的。首先以美国的教育为例。第一，美国的教育是培养创造能力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美国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鼓励学生对知识的权威性进行质疑的能力；第三，美国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自主、自理的精神。同样，大多数英国大学在学生的培养和教育上更重视获取知识的方法的培养，而不是简单的知识输送。此外，英国大学的课堂教学提倡自主学习和调查实践，很多课程的导师都会在每堂课前给出相关的阅读书单，让学生提前进行阅读和思考。课堂教学一般分为两大部分，即讲座课环节和讨论课环节。学生们准备讨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主学习的过程。在这种启发式的讨论模式中，教师仅仅充当参与者的角色，更多的发言和表达机会都留给了学生。德国的教育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人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先进的教育理念。日本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们的子女凡事要先考虑别人，尽量不要麻烦别人，要独立，他们还注重“与他人协调”等有关群体教育的内容。日本父母很注重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精神，很重视对孩子的挫折教育和创新教育。显而易见，中日两国的家长对子女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有着大相径庭的认识。

总之，美英德日国家在教育理念上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看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极创新的能力，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相对来说，主观能动性要强一些，所以在课堂中常常是中心。

（2）与对知识与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美英德日等国家无疑对教育是非常重视的。这些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体现在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上，这些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根本上得益于其师资队伍的精干和优良，源于其对职教师资的入职严格把关。为确保师资质量，德国对职教师资实行严格的“入门把关”和“过程控制”。[3]当然，对教育的重视与一国的经济实力也是息息相关的，经济搞上去了，国家有钱了，自然就有资金支持教育的发展。

结论

中外学生在学习状况上有较大差别，这主要表现在学习驱动力、学习目的和学习条件的差异上。总之，国外的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强于中国学生。中国学生看重的是现存的知识，而国外学生看重的是有没有想法和创意。因此，我国应该在教育理念上不断完善和更新，顺应时代潮流，在提高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的前提下，教会学生如何获取知识，提高他们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在结合市场需要的基础上，积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和对知识的现实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妙丽：《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xx年第2期，第46-47页。

[2]彭鹏：《比较中外学生学习状况对我国高校学风建设的启示》，《价值工程》20xx年第5期，第184-185页。

[3]王寿斌：《职教师资的培养和选拔：美德澳的经验与借鉴》，《教育与职业》20xx年第12期，第106-107页。

语文作文举例对比【二】

语文作文举例对比【三】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