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阐明文所使用的主要阐述法,有引用孟子的话具体解释怎么做叫有骨气的诠释阐述法,还有被编人教材时删节的原文第三段给“骨气”下定义所使用的定义阐述法,另外,主要就是设例阐述法,即通过具体例子,将相对而言较为抽象的论见阐述得更具体、更形象,使读者更感性地领会怎么做叫有骨气。这种方法很容易和证明文的例证法相混淆,但实际上二者差别很大。例证法是通过例子来支撑、证明论点的,为的是使读者相信自己的论点是对的,能够站得住脚。它通常要和具体分析结合在一起使用,正如孙绍振教授所言:“论点要经过反思,材料要全面,至少是正面和反面一起考虑,进行具体分析。”这是因为,多数情况下,议论文中例子的举证,都是简单枚举而很难做到广泛列举,完全列举则更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能够揭示例子内涵的理论性的具体分析做支撑,纯粹靠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就下结论,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即使“事实胜于雄辩”也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底气,举再多的例子也形同虚设。实际上,“事实胜于雄辩”这个貌似颠扑不破而其实毫无意义的命题用一种二元对立思维预设了事实和雄辩之间的对立竞争关系,这对二者本身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都会造成误导性的扭曲。那么,作为学者的本文作者吴晗先生怎么会在文章开始提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样的论点,然后举三个事例来论证呢?这种简单枚举事例而缺乏具体分析的“论证”有谁会相信呢?实际上,本文根本就不是一篇证明文,吴晗先生也无意去证明什么让读者相信。以证明文的各项规范来解读本文,就会像徐、朱两位老师一样得出如下结论:
文中所举三个人的事例,即便都是毫无缺陷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因为“中国人”是一个集体性概念,指称的是亿万个人。而文天祥等三个人只是这亿万个人中的三个单例,三个单分子不能支撑那个包含亿万个人的集合概念的性质。
两位老师遗憾地感到:面对“用三个人事例充分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样的教学,学生却提不出――“举三百个汪精卫式的人物是不是更能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没有骨气的”――这样的`反问。真正弄懂了《谈骨气》的本意,这样的反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两位老师又说:倘若把“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改作“我们中国人要有骨气”……文章会顺畅许多。殊不知,文章首句所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下面,我们对文中所引三个事例进行解读。上文提到,这三个事例在文中的出现,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怎么做叫有骨气”。当然,这三个事例并非如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一一对应,尽管这样理解可以给人一种秩序感和整齐美。 第一个事例中,文天祥的行为可以全部体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如作者所说“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并非如徐、朱两位老师认为的那样只能体现“威武不能屈”。第一,文天祥虽然那时任何富贵也没有,但他只要投靠元朝,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然后去放纵、去享受。富贵对常人的诱惑是难以克制的,但文天祥心志不乱,高贵的灵魂没有屈从此种唾手可得的诱惑,他克制住了自己。这种做法不正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最好诠释吗?他这种刚强不屈的人格不正是有骨气的体现吗?此可谓“富贵不能淫”。第二,文天祥被抓,关在一个阴湿的地牢里,是个一无所有的“阶下囚”,但他没有改变自己为了民族利益而抗击元朝入侵的正义行为,这又体现了“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精神境界。此可谓“贫贱不能移”。第三,文天祥在北京,野蛮的元人用暴力折磨他,然而此威势武力也没有使他屈服。此可谓“威武不能屈”。
文中所举第二个事例也很值得揣摩品味,这是因为,吴晗先生对此事例的叙事话语和《礼记?檀弓下》中故事原文的叙事话语不太一样。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有饥者,蒙袂、辑履,贸然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在故事原文中,黔敖这个富人确实如徐、朱两位老师所言,真是一个慈善家,尽管在施善时一开始他态度不好,没有给饿者以起码的人格尊重,但他能够知错就改,还是不错的;而文中穷人也确实有点酸,人家都承认错误了,你何必要矜持到底呢?到了《谈骨气》中,故事却成了“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还说:“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这种写法被当作“修改历史”和“添油加醋”,受到了徐、朱两位老师的指责。我们如果深究一下此文作为一篇杂文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就很容易知道吴晗先生笔下的这位富人是有所指的,即当时以老大哥姿态而非平等伙伴姿态压制中国的苏联,而穷人即是我们自己。这样,文章对《礼记》故事原文的所谓“添油加醋”式的发挥就不仅可以理解,而且还值得借鉴学习,即:借用人们通常熟知的话语,给以个人化的诠释,使原话语承载起新的内容,以适合自己表达的需要。这种旧词新用手法,是一种表达的艺术。徐、朱两位老师批评的所谓本段写作违背了论据使用的基本精神――真实性,应是批错了方向,因为这个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如上文所述,根本就不是被当作论据来使用的。顺便提出来:第一个事例中,吴晗先生将“富贵不能淫”解释为“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要较一下真,似乎与本意也有偏离,但这种发挥性的新解其实也是因为现实需要而有意为之,绝非作者对经典的理解偏差所致。
第三个事例用来生动地表现什么是“威武不能屈”,争议不大,在此不展开论述。
尽管徐、朱两位老师对《谈骨气》写作的逻辑性提出的质疑在我们看来是不成立的,但这种对经典选文进行质疑的精神还是非常宝贵的。事实上,《谈骨气》这篇文章也绝非完美无缺,比如文章第四段说:“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接着,文章用事例具体阐述“有骨气”的表现。这三个事例中,文正祥的事迹和闻一多的事迹毫无疑问,体现了“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但第二个事例就不行。
文章起始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单独成段,为的是强化读者对它的接受效果。这句话与其说表述的是一种“实然”,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如说是表述了一种“应然”,是一种价值期待,它的真正本意是一种带有强烈情感的号召:我们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不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在这一点上,徐江先生在十年前对某些中学语文教师将其当作事实判断、当作中心论点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实那仅仅是一句情感性的宣言,是文章的引子。”这无疑是真知灼见,但他进而又表明白己持此种看法的根据――因为这句话没有现实针对性,就与实际不符了。《谈骨气》的写作背景很清楚:文章写于1961年春,之前,由于国家领导层决策的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和我国签订的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这几年面临着严重困难。文中所言“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针对的即是此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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