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寨文化作文【一】
(一建设原则
1.联合共建、资源共享。青海文化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是一项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工程。只有携手共建、团结协作、彼此协调，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海量超大规模的资源库，仅靠少数图书馆参与不行，要靠全省文化系统的所有单位联合起来，共同参与，资源库群建设的目标才能实现。
2.需求牵动、突出特色。资源建设的内容要适应社会和公众的需求，要从社会和人民群众所急需的文化信息方面人手，优先选择有需求、有特色、有基础、易见成效的项目，循序渐进，逐步滚动发展。信息库的建设要充分注意资料性、知识性。 3.统一标准、统一规范。为达到数字资源的高度共享，实现资源内容的可互操作与交换、长期管理和使用，以保证资源库建设的科学、有序，在建设过程中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规范，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整合，要从数字资源元数据与对象数据两方面明确资源建设的具体标准。资源组织形式可以是MARC数据、格式文本文件、数据库文件、HTML文件、文本全文、还可以是多媒体文件。
4.完整库群、保持系统。重点建设专题库，无论舞台艺术、音乐美术，还是信息资源，必须连续建库，力求系统配套。
5.量力而行、分步实施。文化信息资源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从青海省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分步实施，讲求实效。不宜过分求高求全和一步到位。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另一方面地方财政也要力所能及地增加投人。
(二建设内容
1.青海文化资源库。包括宗教文化资源库、古文化资源库、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库、旅游文化资源库(含自然生态文化资源库。
2.青海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库。包括青海地方期刊全文数据库、青海地方报纸全文数据库、青海地方图书全文数据库、青海年鉴全文数据库、青海方志全文数据库。
3.青海藏语影视(安多语系。承担国家管理中心藏语译制工作，主要译制讲座类资源和农业视频资源，以扩大文化共享工程资源的传播范围，增强传播力度，丰富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和谐。每年从管理中心网站上公布的《讲座类资源目录》中选择30场适合本地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讲座，《农业视频资源》中选择适合本地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农业视频资源20个。
三、建设重点
(一宗教文化资源库:佛教、伊斯兰教。
(二古文化资源库:彩陶、古城、岩画、壁画、堆绣、酥油花、热贡艺术。
(三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库:玉树藏族舞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酒曲、情歌(拉伊、藏医药学;土族婚礼、土族阿姑刺绣品;撒拉族撒拉曲、宴席曲;蒙古族“那达慕”活动;汉族平弦、贤孝、灯影、花儿。
(四旅游文化资源库(含自然生态文化资源库:昆仑山、青海湖、坎布拉、雅丹地貌。
(五青海地方期刊全文数据库:《青海社会科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青海民族研究》、《青海师大学报》、《攀登》、《青海大学学报》、《青海医学院学报》、《青海畜牧兽医杂志》、《青海农林科技》。
(六青海地方报纸全文数据库:《青海日报》。
(七青海地方图书全文数据库:考古文献资料、民族史文献、藏传佛教文献、青海省优势资源文献、民族民间文艺、青海历史人物和事件、高原医学、藏医药、盐化、石油、天然气、水电、有色金属。
(八青海年鉴全文数据库:统计年鉴。
(九青海方志全文数据库:省志、州志、县志。
论山寨文化作文【二】
那则新闻说的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几个镜头抄袭BBC广播电台，然后央视澄清道BBC已经授权。看罢新闻，我又看了看下面的评论，只见一片讨伐之声震耳欲聋。相当部分的人在说天朝不就是会山寨么，山寨了之后还找借口振振有词云云。当然他们说的远不止我这么客气，这幅咄咄逼人，自轻自贱的德行图真让我真看不下去。想起了鲁迅的那句问话：“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要说有，我不敢相信。要说没有，怎么这么多人这幅德行。
今天我们很多人指责我们今天的企业没有创新，抄袭或是模仿他国的产品或其他……“山寨”一词也便从而层出不穷。至于“山寨”一词典出何处我并不深知，对于类似的含义我更喜欢用另一个词汇“拿来主义”。说起这个词那可是大名鼎鼎，鲁迅就写过同名文章。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批判我们去山寨日韩、欧美等等。实际上他们又何尝不曾“山寨”过。仅举一例——日本。日本两次崛起都伴随着拿来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何以重新兴盛？除了美国支持外，拿来主义占了很大的层面。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每年引进外来技术233项目，到了六十年代达到了每年1090项，七十年代每年2091项……“拿来主义，和体西用”成了那个时代日本的.标签。日本大量引进外国的东西，在日语中随处可见的大量的外来词汇的直音，就是快速引进后的成果。拿来主义就是拿来外国的东西，引进后自己改造被超越原作。到了80年代末的日本已经超越了世界很多国家，甚至买下了美国引以为傲的洛克菲勒大厦。拿来主义的功效可见一斑。
但令我不解的是我们很少有人去嘲笑日本的拿来主义，而是佩服他们的崛起。今天我们使用拿来主义了，我们却对自己冷嘲热讽，唯恐落后。还没等我们推陈出新呢，就已经被自己同胞的唾沫淹死了。对于这种麻木的国民心态，真让人担忧。韩国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大的有点变态的国度，但是它们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他们的国民性。在90年代末的金融风暴中，韩国一万多家企业***，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条件的援助贷款。韩国人视这一天为国耻日，与日军屠戮韩国等同。他们还每家每户都捐款给政府……而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些人们，除了谩骂和鼓噪还会什么？这幅不会雪中送炭，只会火上浇油的图景中的人们又是什么样的嘴脸？此刻用以一个感叹的词汇，曰：“德行！”
德，是内在的修养；行，是外在的行动。一内一外构成了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精神。而当轻蔑地吐出这两个字时，便是对对方最轻蔑的描述。在央视得到授权后播出电视节目，人们侮辱之。若是没有经过授权的拿来主义呢？成吉思汗的铁蹄为欧洲送去了马镫，于是欧洲有了骑士阶级。阿拉伯的航船为欧洲送去了纸张、印刷术、黑火药。于是骑士阶级被摧毁了，文艺复兴了。我们天天歌颂他们了。可是，文艺复兴的后果是什么？是亚非拉美的人民被奴役、被屠***、被掠夺、被殖民了几百年。不得不说，我们的技术输出给自己造了孽。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些没有人德行的野兽们学习我们的技术时候得到我们授权了么？造纸谁授权的？火药谁授权的？印刷谁授权的？指南针又是谁授权的？……不要说那时候没有产权体制。为什么要遵守保守主义的产权体制？就为了让一个几块钱可以复制的东西卖个几千美元，让人们买不起、让某人成为伪善的世界首富么？而且更为深远的是，产权体制是在西方有能力输出造福人类的技术时候，他们设定的。而我们在技术输出的时候，我们为的是全人类，毫不吝惜的输出。
不可否认，近代以后我们的技术落后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这里的拿来，当然并不是照搬，而是一切有益的，优秀的都可以加以辨别后的拿来主义。
遗憾的是，以今天人的德行看来，我们拿来外国的圣诞节、基督教、一神论、伪善的文明躯壳……是好的，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可我们拿来真正有益于我们的技术，却是山寨的。要知道我们是5000年的文明的国度。在孔夫子讲内仁外礼的时候，在欧洲某棵树上，两个猴子早上在聊天。一个说古德毛宁，另一个回了一句古德猫宁。或讽之，今天我们不文明云云。我想说的是，永远记住是哪些手拄着文明棍的人让我们受了苦，也要记得我们要拿来他们什么。我们要拿来的不是他们的外在的“德行”，更不是他们内在的德行。
论山寨文化作文【三】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