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就是以归纳综合的方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形成一个新的前后贯通的纲领,从而研究历史的整体发展。简而言之,就是以宏观尺度为标准,衡量历史的发展。《中国大历史》,在宏观视角描述了传统社会不容于产生现代经济体制这一问题,其中一系列的过程,值得深思。
三皇五帝,向为传说。禹夏之迹,尚有存疑,有商一代,甲骨为文。周室分封,立于宗法。春秋思盛,战国兼并。秦汉大统,始定为一。历史影响之深远,在于它痕迹的纵深。以宏观的千年尺度之上看,地缘因素赋予华夏文化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华夏文明之发育,大体于黄河、长江等流域,故亦称“大河文明”。
文化无疑是会受到地域影响的,以黄河流域为例,这一流域可算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人类的宜居地带,可是历史上关于黄河泛滥,改道,决堤的记载多如牛毛,无论是出于对保护人身安全还是财产的需要,这个环境上的压力迫使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现。再者,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农业成为最适宜的选择,传统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而所有的统治都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基础之上。
过去的历史虽不可能重新来过,却可以通过尚存的元素、历代史家的评说解读、滚滚后浪推前浪的深深积淀,启发后世之人。今人置身于自然天地之间、历史长河之流,辨识,理解,思考,终可体味渺小与伟大、积极与消极、扎根与流浪、坚持与放弃的奥妙,蕴藏在“殊途同归”与“过程无可比拟”两种价值理念背后的追求差别。尔后懂得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间,把眼界放得更宽敞,把胸怀放得更宽大,放下身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积极当下,勇敢尝试大胆创新,用今天去绘就明天的光彩。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血,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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