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疏财,忠肝义胆”“梁山呼保义,郓城宋公明”这一切的声音都在共同呼喊着一个名字——宋江。一个父兄眼中“孝字为先”的孝子贤弟,一个众人眼中“替天行道”的侠义之士,一个朝廷眼中“水泊草寇”的顽劣之徒。
施耐庵笔下的“忠义”的宋江,他心中充满矛盾——想忠君报国,又感叹报国无门,想伸张正义,又不要被冠以“不孝”“反叛”之名。他在最核心的”忠君“与“仁义”的问题上做者艰难的抉择。
宋江是“仁义”的。“呼保义”的称谓非他莫属。“救晁盖”“济武松”“三打祝家庄”这一幕幕悲壮剧至今历历在目。“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他的人生信条,“急人所急”是他做事准则。正是这一切树立了他在一百单八将中的崇高威信和地位。从此,位列天罡,执掌地煞,何等荣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畅快;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何等威风。
然而这恰恰是施耐庵为他谱的挽歌。宋江毕竟还担当了一个郓城小吏的角色,在他的骨子里,透着的是对大宋王朝忠贞报国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留在望江楼的诗,看似轻视朝廷的狂言,实为他报国无门之叹息。然而他忘了,在腐朽的赵宋王朝里,哪有一个郓城小吏的生存空间,可悲呀,可叹呀!可怜梁山一百单八将盛极一时,最后却落得个屈死的可悲下场。
忠与义的交织,使宋江放下了曾经紧握的刀枪;忠与义的交织,使宋江选择了招安;忠与义的交织,使宋江选择了朝廷的毒酒;忠与义的交织,酿成了梁山的悲剧。。。
宋江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忠与义的交织中,迷失了自己,在“忠君”与“仁义”之中最终选择了忠君——一条看似美好却无出头之日的道路。
宋江走了,或许,他依然会笑对朝廷,依然毫无怨恨,单留给历史与我们的却是无尽的感慨和遗憾啊!
在利与义面前,我们是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利与义当头,我们必须选择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高尚品格。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两则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某个村,有一项规定,谁平时做的好事多,平时为村里服务的多,国家的救济政策下来,这个人就可以优先考虑。在一个下雨天,一条人走的土路又被毁得面目全非,李叔像往常一样拿了铁锹出去了,但他并没有想着是要得到补贴。其他人也认为和往常一样,李叔是做他应该做的。一条损坏的路又被李叔修复了。过了几天,国家的救济粮发下来,队长按规定,优先考虑了李叔,并向全村表明,这是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规定,不是闹着玩的。李叔接受了国家的救济粮,没有说什么推辞的话。村里的一些长舌头就议论纷纷:“怪不得前几天下雨,他拿着铁锹去修路,原来就是为了这袋面呀,他可真是会赚。”这些长舌头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也想着,如何做些事也得到国家的一些救济,这样就可以少买一袋面,节约一袋面的钱了。此后,每当村里有什么需要人手的,他们都抢着干,就连修路的人也多了,原告是李叔一个修,需要一整天才能修完,现在全村人都上,不到半天的时间,路就修完了。
李叔的行为调动了全村的积极性,鼓励了更多的人去管理这个村。
第二个例子同样是在农村发生的。在这个村里,有几个孩子特别地惹人喜欢。他们喜欢帮助人,并且从来不求回报,受帮助的人给他们报酬,他们从来不会收,还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这几个孩子的乖巧懂事赢得了全村人的赞扬,但这却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村里的人叫一些人的三轮车拉东西,拉完东西,受帮助的人给钱,车主是不能收的。如果收了这些钱,人们就会觉得这些大人的品质连一个小孩都不如,这些人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和辱骂。但如果不收这些钱,车主就会受损,他的油钱只能自掏腰包了。所以,当村里人有事请帮忙时,他们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以免自己受损。
这些孩子虽小,但他们的行为却影响了整个村,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原本是举手之劳,但现在却变得左右为难。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像李叔这样的人,那世界就会得到每个人的保护,和睦相处;如果世间多一些像小孩这样的人,世界就会变得冷漠、孤寂。所以,在帮助别人后,我们应该选择利,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人。
学生的一收一据,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要理智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的托住了高楼坠落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她就选择了义,而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一要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她同时选择了利,于是她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拘一格,而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已是毋庸置疑。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力与义务,行了义何畏收利?难不成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与款待。然而,爱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一枚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了百名警察寻找。镇长曾郑重的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收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了整个社会对善举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株鲜花,义是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义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收购届“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清楚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还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只是倘若孔圣人可以再度点评,定还是只褒不贬。因为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亿万的世界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是对千千万万个有才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雅典运动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的运动员,这件事引起了众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然而重奖效应却在中国与此同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它不仅激励了的运动员创造佳绩,更让“善举”的火炬一再传承——中国女排集体捐款慈善机构,球员明星签名售衣募捐活动等屡见不鲜。这便是对义与利最好的诠释,对道德最好的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也,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哪怕是世间之利。理智对待利与义,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千秋龟鉴示兴亡,仁义从来为国宝”,清人张映斗的豪言掷地有声。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重义薄利是古来传统。时间无情,岁月淘洗,永恒的道义,存留人心。
我们景仰泛舟五湖、遨游群峰的商圣范蠡。三为巨富,三散家财,“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佐越王成就霸业,一雪前耻。经商能聚利,散财为大义,范蠡是一位真正的智者。
我们景仰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国难当头时,毁家纾难,纛旗独擎,把个人的生死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虽大厦之倾,回天无力,死以殉国,也是南天一柱。史海淘沙,他的一身正气,义薄云天,永照汗青。
道义,是昭君辞别汉宫,甘没胡沙换太平的勇毅;是关羽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的决绝;是辛稼轩典房卖田,武装义师,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豪迈……天地无语,日月静好,这份对道义的坚守与执着,千秋之下,余韵流芳。
所以,我们唾弃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的奸相秦桧,唾弃一朝富贵、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唾弃贪赃枉法的和|。物欲横流中,这些见利忘义之辈,贼胆包天,恣意妄为,最终祸国殃民,害人害己。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说得好:“宁以义死,不苟幸生。”我们应铭记先贤的箴言。
有人说,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生活太功利,人们奔走在灰色的现代废墟里,迷失,遗忘,唯利是图。某些现象的确触目惊心,但这种观点太悲观。看看钱学森吧,拒绝美国开出的优厚条件,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看看袁隆平吧,名满天下,专注于田畴,只为让更多的人远离饥饿;还有胡忠、谢晓君,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十年支教路,双颊高原红,站成时代最亮丽的风景……这些坚守道义、远离物欲的人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事物使我心中不断充满惊奇和畏惧:在我头上繁星密布的苍穹和在我心中的道德准则。”道义的力量是巨大的。浩瀚青史,闪耀着中华脊梁之光;当下英豪,传递着人间正能量。文字不泯,道义不泯。
放眼天下,清风浩荡,大义回归。让我们心不被物役,身不为俗驱,坚守道义,谱写生命的辉煌!
——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这个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上的。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着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箫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更为逐利之辈所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船在汪洋大海中行驶着,不久海浪和海风越来越大,把王子的船卷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岛上。王子急忙打开地图,可是地图上并没有这个地方。他眺望远方,看见一座山,山上有许多闪耀着七彩光芒的花。
王子高兴极了,快速奔向那座大山。王子抱住一朵硕大的花儿使劲拔,可是好长时间过去了,那花一动不动。王子找来锄头,猛地一砸,只听见“轰”的一声,山开了一个裂缝。王子向里张望,不禁叫起来:“好黑好黑的洞呀!”
王子一跃跳入洞中,点亮灯,沿着钟乳石形成的楼梯走到洞的底部。在灯光的照引下,王子看见身边石头的有的象小星星,有的象雪白的莲花,有的玲珑剔透,有的还会象灯一样闪闪发光。。。。。啊!这真是一个千姿百态,色彩斑阑的'奇妙石头世界。
王子让人帮他装了满满一口袋各种各样的石头,他们走出山洞,乘船返回了城堡。
王子回家来到公主面前:“请您从这里拿两块宝石,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公主从口袋里挑了两块石灰石,把他们磨成了粉,再用水将粉调成了石灰泥。公主将石灰泥捏成了大约20厘米高的小人放在一个红色的盒子里,小心翼翼的锁上了。
三年后,小石灰人从盒子里跳了出来,公主给他取名叫石灰娃。有一天,石灰娃离开了王宫,来到大街上,他看见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街上忙忙碌碌的男女老少,商店、广场,以及在街上奔跑的小狗、猪、小羊和高大的马匹。石灰娃兴奋极了,心想,要是我能和小朋友和小动物们在一起生活,一块玩,该多好啊!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石灰娃依旧在大街上闲逛着,没有人理他,他好孤单啊!一天,石灰娃正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她抱起石灰娃对他说:“我叫麻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很想和你交个朋友。”
“愿意,愿意!”石灰娃高兴极了,顿觉心花怒放。于是,他们俩手挽着手,一说一笑,并间向前走去!
大约一个月后,石灰娃和麻之来到了一个大森林,这里住着小鹿、小兔、小马以及鸭子、天鹅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很快,石灰娃、麻之和小动物们成为了好朋友。不久,石灰娃发现小动物们在为一件事烦恼,因为他们用木头搭的房子不结实,总是塌。后来他们想用石头盖房,可是没有石灰石头没法粘在一起。石灰娃想,要是我能帮助他们,朋友们就有房子住了!想到这里,石灰娃把自己的胳臂折断磨成了石灰粉送给了正在盖房子的小鸭,小鸭高兴极了。小鸭用石灰把石头粘的可结实了,房子很快也就盖好了。
小鸭和动物们请麻之和石灰娃来参观,石灰娃看见结实的新房,心理美极了。突然,细心的小鹿看见石灰娃断了一只胳臂,心里十分奇怪。看着石头墙上的白石灰和石灰娃是一个颜色,小鹿终于明白了。于是她对全体动物说,:“我们晚上开一个庆祝会好吗?”小动物们高兴极了,“同意!同意!”
庆祝会要开始了,当石灰娃进入会场时,突然,小动物们呼啦一声将他和麻之围了起来。小动物们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你给了我们石灰,谢谢你为了我们的房子而献出了胳臂!你是好样的,你是石灰好汉!”石灰娃听了大家的话也十分激动,他和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
从此以后,石灰娃、麻之和动物们在森林里,在石头房子里幸福的生活,温暖无比!
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说法,君子重义不见利、施恩不图报、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在义于利的交锋中,咱们民族一贯视义为荣,瞅利为耻。也正因为此,历朝历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大爱无私之人,他们以自己的光风霁月般的义举绚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凭自己的拯弱扶贫的精神温暖了千千万万颗悲冷的心灵。这些不计回报的馈赠,这些挺身而出的义举让我们活着有意义、有方向、有力量。因此孔子的弟子奋不顾身下水救人后收取贵重酬谢引来大大家的纷纷议论,也在情理之中。但孔子对他弟子的这种行为却大加表扬。
孔子的态度为什么总与大家相反呢?因为他明白,义而不利,行而不远。对一个人而言,实现一项义举一件善行,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多做一些,不间断地做下去。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非功利的行善仗义,付出精力与财力,内心固然得到了慰藉与充实,人格与灵魂因为无私无悔而变得饱满而鲜活。但人终归是社会之人,他不免受制于现实中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绝不能苟求一个人总是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正是由于这种牺牲和奉献使得许许多多的人视行善举义为畏途,从而他们只是感动感激只是钦佩敬仰,却不效仿不加推广。
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成一些有识人士,也包括那些在别人的善行义举中获得利益和受益人,能够主动且真诚地对善行义举的实施者给予合适的回报,让他们真真切切地因为自己的本不图报的行为获得了精神与物质的补偿,让他们真正的发现,自己的行为与其说是帮别人帮助社会不如说是在帮自己,是在为自己为亲人为社会积蓄生活的美好,惟其如此,有爱有善之人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施爱使善,他们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或世薄之叹,让义行能够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回报,对此,政府机构有责任去建构一种机制,形成一种常为规范,始以规范,终以风俗。
我们要让好心人有好报,这样好心人才会层出不穷,义善之行才会蔚然成风,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同咱们传统的义利价值观,重义轻利,但我们不排斥利。我们更欣然地接受施恩之后的回报。只有这样,这些神圣而美好的品行,才能光而大之,才会使我们明白什么叫高贵什么叫做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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