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的第一篇《道士塔》从莫高窟外的一座道士圆寂塔写起,讲述了20世纪初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以谎言和微不足道的金钱从王道士手里掠夺走了石窟藏经洞内的大量的经文,经书,经卷的故事。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教授表达了一种“恨”的情绪。恨外国的那些巧取豪夺的文化海盗,恨愚昧无知,贪图小利的王道士,恨尸位素餐,昏庸无能的官吏,恨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封建政府,……,还恨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及时阻止强盗们的野蛮行径。
恨外国人,恨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到中国,恨他们用超低的价格“买”走了经卷。可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又是怎样用超低的价格“买“走了无价之宝的经卷文中已有明确的回答:”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还有:“王道士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看看,“化缘”,说难听点就是“要饭”,那能要到什么呢王道士根本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没有文化的人,他哪里知道经卷的重要性!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把这些经卷让外国人运到他们那儿,总比在中国受不到一点保护要强。然而余教授说了:“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
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不仅得到了传承,经历代得道高僧地弘扬,更是博大精深。其精髓所在,皆可在经卷上得以体现。可是现在看来,佛教再昌盛,经卷再多,如果国家不富强,以至于外国人“出入自由“,那不管你有多少宝贝,也会被一一搬空,成为别人的手中之物。
也曾有人认识到“宝贝”的价值,“(叶炽昌,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也有人想到过“保护”,“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难道中国就真的凑不出那些运费吗不,“朱门酒肉臭”,人家当官的不想出运费,即使有一批送京的,也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如果真如余教授所想有有识之士去拦外国人运经卷的车队,没准还会被当作劫匪被抓被***呢。国家已如此懦弱,如此混乱,老百姓还怎么过日子,佛教恐怕也会没落了。
这件事也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政府的无能。读罢文章,我也同余教授一样“恨”。要想不再添“恨”,只有国家强盛了,公民的素质提高了,所谓“盛世兴收藏”是也。
读了余秋雨的《道士塔》,我的心和指间都是苍白的。
我看见了一个民族的血痕,深深的,还渗着血。
《道士塔》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段沉痛的文化历史悲剧,它揭露出那个令人揪心、不禁的年代。如举重若轻、绘声绘色地泣涕道:“我好恨!”
王圆箓——一个无知的杂修道士,用他无知的“黑洞”吞噬了一幅幅珍贵的壁画、一本本无价的经书......因为无知,祖国的瑰宝受到无情蹂躏,不幸流失,给后人留下无限的遗憾与叹息。
国宝流失,我们从心底感到难过、愤慨、痛心。但是,在伤痛之余,我们剖开本源,谁又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透着无知、病态、落后的事件都处理算在王道士一个“个人”身上吗?这本应切入审慎的态度,深思这造成民族悲剧的三个男人和其背后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昧,列强的各种霸道与阴暗。斯坦因,其强盗行径确实令人发指。然而,“高傲”得不懂中文的他怎能***这样一番“大事业”;蒋孝琬,身为文学功底深厚的一位“文人”却用自己的文采蛊惑同胞,帮助外人剖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供其“吮吸”,愚昧至极。看着那没落在闭关锁国中的“天朝”,那腐朽与落后映示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连民族的血也要被列强掠走,民族自尊化作笑谈......道士塔折射出的往事,令我们感到恐惧与不安。
前人的错铸永远的悔,我们为其惋惜、无奈。那一罪孽深重的一天,呆痴的王道士为几两碎银欢喜,洋人瞪大那诧异的眼看着那被打开藏经阁,天朝之官因不用花费路费处理经卷而一脸轻松;一箱箱、一车车......运走了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带走了传承的“三魂七魄”,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怎能不心生愤慨,有人说:“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要么你我同乘战马,一决高下!”每个国人心中或许都有这般“理想”。然而,现实开的玩笑总是这般的无情。曾经,蒋孝琬——为洋人卖命,甚至在洋人圈中对于消除国民“华夷之防”颇有名气......现在,依旧有些人沦为洋人的.奴隶,为洋人卖命,对待屈辱的历史往事只是一味的抨击国家的无能,却不以行动冲破这“桎梏”,实现国人“理想”。
不大的墓园,不起眼的墓碑,透着那个年代的腐朽、孤独、荒凉和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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