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投江议论文作文【一】
读了屈原的故事，我很感动。同时我也在想：假如屈原没有投江的话，那后来会怎么样呢？也许，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楚国的大片领土被秦国的军队占领，屈原没有丧失信心，他怀着一腔热血，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并亲自率领残存的楚军抵抗秦军，但因为力量过于悬殊，还是没能斗过秦军，最终楚国还是灭亡了，屈原也被秦军抓了起来。秦王早就听说过屈原的名字，特别欣赏他的才能，便让人把他带到宫里来。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手下呀？”秦王傲慢地问，“假如你愿意，我就赏你个官做。”
“就算楚国灭亡了，我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楚国人，虽然楚国现在已经被你们秦国占领了，但他永远会留在我的心底！”屈原坚定地回答。
秦王被屈原的一番话打动了，居然把他放了，而且还赏了他一大笔钱。屈原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发现那里的人们生活非常贫困，特别是孩子们上学的私塾已经全部被毁了。他把钱全部分给附近遭难的乡亲，还自己动手建立了一个私塾，免费教孩子们学习楚国的.历史，学写楚国的。人们非常感激屈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大恩人。
屈原八十岁的时候，得病去世了。这一天正好是五月初五，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在这一天吃起了棕子——这是屈原在世的时候最爱吃的东西。
尽管屈原最后没能拯救自己的国家，却用实际行动让楚国的文化传统永久地流传了下去。
屈原投江议论文作文【二】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投江议论文作文【三】
黄中模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学者中，对“屈原否定论的”的批评，卜的功夫最深、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在1935年写成了《屈原》一书，以后又发展为《屈原研究》(后载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怀疑《屈原传》和屈原的思潮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
在《屈原研究》里，郭沫若指出:“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小能成立。”例如，胡适有一个疑问(谓其第“四大可疑”，即“怀土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对此，郭沫若指出，这是胡适没有仔细阅读原作而提出的问题。他说: 第四大疑问中的黔中和汉中，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土_}一_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二篇文章并没有冲突。只是《张仪传》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实，后来楚也没有给它，小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没有到楚国手里。 郭沫若逐一反驳了胡适提出的几个疑问(号称“五大可疑”之后，作出结论说:
据上所述，叫一见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小能成立，更推到廖a;_rh,r}的疑问大约也小过如此。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雄辩地阐明了《屈原传》的真实性，论证了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派的思想基础是唯心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小科学”的。
黄中模还介绍了郭沫若对孙次舟“屈原否定论”的批评。孙次舟在1944年9月6日发表在《中央日报》的那篇题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的文章里，根据《史记·屈原传》中有“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的话，抓住“同列”“争宠”几个字，便指出屈原为“文学弄臣”。此议一出，陈思等先生即在《屈原辨正》(载《中央日报》1944年曰月14日中指出，孙次舟的“发现”是“一堆可怜的余唾”，是用“臆度”的办法企图“把屈原这个所谓‘偶像’推翻”。在此基础上，郭沫若也连续发表文章(如《屈原小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批驳了孙次舟的谬论。他说: 屈原是二间大夫，是楚国贵族屈、景、昭二姓中之 一姓的显要。他的身份同小臣宋玉或齐之赘婿淳于J 1.毕竟小同。他做过左徒的官，这同一的官，后来的春中君也做过。春中君系以左徒而为令尹，足见那官位相当高，似乎和弄臣的职守也小相称。这些都是相当坚强的反证，似乎也还小容易推倒。
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站在胡适等人的对立面，坚决维护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实性的，除了郭沫若外，还有谢无量、朱维之、闻一多、茅盾、姚雪垠、周而复等。原一生基本事实的真实性，我国过去从未产生过根本性的怀疑;只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廖平才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见《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由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不排除某些政治因素，海外一些学者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把“屈原传说论一屈原否定论”视为至宝，并不惜连篇累犊地大加宣传。因此，这场大讨论不仅表明了大陆学者的比较一致的基本立场，而且也维护了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以及中华民族瑰宝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加深并促进了中口两国文化学术界的彼此了解与交流。
口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因为事关否定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以及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问题，并牵涉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问题，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学者们的批评性回答。当然，这种批评性回答乃是限制在充分说理的平等交往的学术争鸣的范围内进行的，从而为“文革”以后的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新风。在这场大论争中，中国老、中、青三代的楚辞研究者都积极行动起来，上下求索，认真探讨，既具有比较充分的理性和科学性，更显不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论争不仅锻炼出一批才华横溢、根底扎实的楚辞研究者，还让广大读者，包括萃萃学子大长见识，普遍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