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文中读到“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西湖与南宋”、“蒙古人的插曲”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辨识,甚至生出更多遥想和猜度……因此,窃以为读史学史可分四个阶段:初为史实识志阶段,其后博览深入阶段,再者游历丰富阶段,最后致用开创阶段。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对中国历史将行了概括,极其精炼,读后的总体感觉是:挺喜欢看他的文字,当然在他的书中可以读出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倾向性,添加了个人的看法,但很准确,同时也觉得他看得比较透彻,拨开了挡在历史面前的愁云惨雾,所以挺耐看的。
读了《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看来主线有三条:
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中国历史的源流,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同时黄河流域的治理问题更影响到中央集权的产生,因为当上层建筑不适用于经济基础时,适合时下发展的上层建筑便会呼之欲出。还有,黄土地区的气候使得农业问题的产生,而解决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体系。这一切都体现了黄土地区作为客观条件,对我国历史的影响。在作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辉煌,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头是黄土地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细细想来,西安的作用却是留存至今,凡是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对西安一定都不陌生,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也在西安有很多的体现。还有,在西安兴起的周朝,其兴盛可见一斑,远远超过在东部发展起来的商朝,所以西安这一地带,注定要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对历史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中央集权都颇有影响。首先,作者认为亚圣孟子的观念更为成熟,对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更有帮助。孟子的观念作为客观条件对秦的发展巩固很有帮助,他认为君主是必要的,等级是要有的。而后,汉武帝尊重儒家思想,同时也沿袭了严酷的刑法来维持人民秩序,所以说汉的政治文明是多种思想的结合体。总的来说,书中提到的儒家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风向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点我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个人有几个不同观点;我认为儒家重农抑商的观点就值得考量,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商业的发展望尘莫及,也就突显除了其思想的弊端,但放在当时看,确有它的先进性。另外,书中提到的儒教,我不是太明白,能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又不被提倡,实在很难理解,难道是说中国人思想的保守性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么!的确,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部分之一,等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学习,”仁””仁爱”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倡。
另外,就是中央集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清朝是先构成集权体制,并没有等待社会多元化,集权也没有国家的象征,所以远不如西方的法制化,西方更加民主,自然。在我看来,时至今日,中央集权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力量。
通过着本书,我将中国的历史以一个新的角度又理解了一次,很有感觉。
很久没有耐下性子阅读以史实为依据,并加以专业评判的历史读物了,相较一些历史小说、野史传奇,本书读起来有些艰涩,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读下来,除了对中国大历史进行史实梳理和印象加深外,关于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观点或综合考量评价虽然让人新奇,作为读者的体悟不足、尚处于一知半解,这或许跟标新立异野史印象已先入为主有关,也间或鄙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知识积累不足或综合视野狭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实虽已既定、不可逆转,但随着研读之人知识拓展、视野拓宽、阅历丰富、境遇变化等,是可以常读常新的。于是乎,读史,知识是奠基,尊重客观是基础。观史者,可随个人喜好憎恶品读一段历史,逐渐深入一段体悟,在苍茫天地间、滚滚史轮下寻找共鸣与抚慰。而研史者,礼学心诚,治学严谨,理当作客观解读、综合评判、正确指引,有根有据,有礼有节,有的放矢。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血,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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