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星期一的体育课来说吧。男同学们排队总是站不好,所以陈老师给了我一个权力,要排队整齐,无人讲话,才能去上课,没有做到就会罚站,还停课。从此我把陈老师的要求铭记在心中。“铃、铃、铃……”预备铃已经拉响了,我把所有男同学叫出教室,整理好队伍,准备下去上课时,王先淦在队伍中窜来窜去,活像一只欢蹦乱跳的猴子,闷热的天气再加上王先淦火上浇油,真是愤怒到极点了,我疯狂地大叫着,让男生们回教室罚站,完全忘记了作为委员的尊严。他真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粥”,全班男生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罚站,在这大热天里谁愿意罚站呀,所以有些人就开始不耐烦起来。这时王先淦又难耐寂寞,开始捣乱,他东看看,西瞧瞧,趁我不注意时脱掉了衣服。我看见大家都站得那么认真,还是不忍心,叫他们再次快静齐地排队。男同学们又一次站好了,又只有王先淦在那里唠叨:快站好呀,不然又下去不了……。看来又再拍我的.马屁了。我真怀疑可否用一张胶布把他的嘴封上。在下楼的过程中,我无意从窗子边看到了陈老师,只见队伍走得像一根蜿蜒起伏的卧龙,队伍中发出的讲话声令我的耳朵都承受不了,我好心地提醒他们,可他们不听,果真不出我所料,陈老师见我们零乱的走下来,顿时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王先淦,讲话、排队乱动,这些小事对你来说是很快乐的,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一点小事是非常重要的,你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学习态度,还影响了班级的纪律性,难道你就不曾有丝毫难为情吗?
如果不给“法不责众”以机会,来一个罚一个,来一双罚一双,把每个人从“群体”当中剥离出来,每个人都必须独立地为自己行为负责,实际上,这些基于“闯红灯”而临时结成的“违规共同体”,便不攻自灭。
并不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天然就“素质高”,人家只不过不喜欢集体生活与集体主义,也难享受到集体氛围带来的催眠一样的野性唤起而已。另一方面,人家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该罚就罚,毫不手软,大大地提高了干缺德事的风险。
共享经济这种事,不能指望全民忽然提高素质;只能建立起良好有效的追踪与惩罚机制,只要盗用与损毁的,都能得到严厉追究甚至法律制裁,那么,还用担心使用者素质不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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