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你听或者不听,它在那里,你听过或者没听过,它也还在那里。 相较于下里巴人的通俗歌曲,仿佛西方音乐已经被摆上了上层社会的文化享受中,在中国更乏关于西方音乐流派的评述。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看,西方音乐流派正宗性源于宗教的纯正性,按照宗教的发展,将西方音乐从宗教音乐发展至实用音乐,即波普艺术。 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突出时代,中世纪即西方的。封建时代,这一时代的音乐代表体现在清唱剧(巴洛克时期,最杰出的清唱剧大师当数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和康塔塔以及众赞歌),清唱剧类似于独唱,康塔塔近似于中国的大合唱,而众赞歌则是前两者的综合体,与近现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区别则是,表演对象的不同,西方中世纪音乐的表演对象是上帝神灵,类似于唱咏,音乐剧大多为僧侣,因此舞台设计比较简单,中国近代音乐则是有固定观众的关注,舞台设计考究,表演形式注重视觉效果。
古典音乐的发展,极具代表性的格列高利圣咏中最富特征的旋律不仅长久地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中,而且还保存在后来许多世纪的作曲家的创作中。我们在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听到这些旋律,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第 5乐章 、圣61桑的附有管风琴和钢琴的《 C小调第三 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钢琴和管弦乐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流传至今的诸多乐曲形式,如小步舞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奏鸣曲第一乐章 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咏衍化而来的。 备受瞩目的音乐家舒伯特和贝多芬是古典音乐之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宗教学中汲取养分,创作出更多的宗教音乐。而听众对于宗教音乐的把握比较明确,因此符合受众群的需要,而使西方音乐发展至顶峰。
2月14日的“情人节”,又名“圣瓦伦丁节”是个需要谨慎小心的日子——对于单身的人和浪漫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情人节”清早一起床你就该从钥匙孔向外窥探。据传说记载,如果你所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在独行,那么你当年就会独身;如果你看到两个或更多的人同行,那么你当年肯定会觅得情人;如果你看到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的话,那你就会在“圣诞节”以前结婚。可如今各家的庭院已绝少有公鸡母鸡出没,城区空地上也不会有鸡的踪影,所以若能看见一对鸽子或一对麻雀也有同工之妙。
单身汉们对“情人节”早晨所遇到的第一个人格外关注,因为如果你未婚而且正在寻觅伴侣,你注定要与2月14日所见到的第一个人结婚,至少这个人会在你的生命里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你不怕羞,你可以一大早给你的意中人打电话,要求搭乘对方的车上班。或者闭门不出,到中午再出去,也是一个不错的对策。
“情人节”是古老的节日之一,可追溯到基督教产生之前,但“圣瓦伦丁节”却是近期的说法。据传说记载,圣瓦伦丁是古罗马的两个同名的主教,两人均在公元270年遇难。他们遇难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太太写情书(当时的牧师可以结婚,此后,“圣瓦伦丁节”这个名称被运用到早期的宗教仪式上。据同一传说记载,“圣瓦伦丁节”那一天鸟儿成双结对,蜜蜂也双栖双飞,人也是如此。
时代不同,“情人节”时预测婚姻、吸引情人的方式也不一样。从古罗马至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用两株半开的花来预测婚后状况。未婚男女栽种两株半开的花,花名的第一个字母要与各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相同。如果两花交相开放,则预示着夫妻终身美满;如果两花相背而开,则预示着夫妻将会分道扬镳;如果鲜花怒放,则表示未来的家庭人丁兴旺;若出现一朵花凋谢或死亡的情况,则意味着夫妻中有一方会先于另一方而早逝。
如果你不想听天由命,可以尝试源自英国白金汉郡的一个古老的方法:即在“圣瓦伦丁节”的晚上点燃一根蜡烛,在底部扎两根针,要保证针穿过烛芯,边扎边说:我扎的不只是蜡烛一根,我要穿透的是×××的心,无论他是睡是醒,我都要他来与我谈心,但要注意,你选择梦中情人要实际一些,不要奢望不可求的人物。据说,待蜡烛燃至针时,你的情人就会推开门向你跑来。第二个办法是在“情人节”前的一星期内每天晚上把右脚的袜子穿到左脚上,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梦见活人,而不是死鬼,这就是那个年轻人,我要与之婚配。”说话之后要一直保持沉默至次日醒来。第三个办法是在睡觉前把左脚的袜子系在脖子上。注意不要太紧,如果把自己勒死了,那可就误了大事啦。
未婚女子相信如果把鞋摆成T字型放在床下,而且开着窗的话,就一定会梦见自己的心上人或者发现他站在床前。这在农村的成功率更高,因为她的追求者可以从窗口窥见特地摆放的鞋子。
虽然自维多利亚时代以后,“情人节”衰落了100多年。而今天,这个节日却愈来愈受欢迎。“圣瓦伦丁节”是关于爱、浪漫以及花、巧克力、贺卡的节日,对我们的心灵来说弥足珍贵。
不同时代,过情人节的习俗有所不同。其中从1837-190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情人节习俗最为独特:2月14日这一天,一对对情人,将一株生有两朵含苞待放花蕾的春枝移植在特制的盆内。花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与这对情人一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吻合。几天后,如果这春枝上的双蕾怒放,交相辉映,便预示这对情人白首偕老;如果双蕾各分西东,相北吐蕊,这对情、人终将劳燕分飞;如果花开得硕大、灿烂,表示以后子孙满堂,阖家欢乐;倘若一花枯萎凋谢,情人中的一人有早夭之险。在白金汉郡还曾盛行在情人节之夜祈祷的风习:点燃一支蜡烛,插入两枚细针,从烛底插到烛心,默念自己的爱人的名字,祈祷相爱始终,待蜡烛燃至针尖,据说所爱之人便会及时叩扉而至。还有个情人节的习俗:在情人节前一周内,连续7夜,将左脚上袜子脱下穿到右脚上,反复祝愿:“愿我的心爱人儿能进入今宵梦境。”据说,这时月下老就会抛下一根吉利的大红丝线。还有将袜子脱下绕在颈项祈爱的。
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情人节风俗渐渐淡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贺卡的盛行,情人节又复热火重燃。在有的国家内,情人节已有演变为女性向男人表达情谊的趋势,于是,3月14日又成为“还情节”,即男子向女子馈赠礼物以示 “还情”。
情人节是一个属于朋友的日子,属于家人的日子,属于情人的日子。在西方,情人节不但是表达情意的最佳时刻,也是向自己心爱的人求婚的最佳时刻。在这一点上,情人节体现出的,不正是古罗马人设计这个节日的本意吗?
保罗·亨利·朗先生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是我最喜欢的一本音乐史书。喜欢的原因主要有3点:
1、信息密度大。学音乐史学到我这个地步也算是入门了,可读起这本书仍然比读一般的书要慢,根本就读不快!如果读一般的书像喝啤酒,那么读这本书就好比喝高度茅台——你只能慢慢品,一口一口咂嗼滋味,而且时不时还得配点下酒菜才喝得下去。信息密度太大了,包括的各类知识层峦叠嶂,有趣的观点层出不穷,厚厚一本书,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一句话是水的。看来还得是欧洲人写的东西经读,经得起一句一句嚼,反复嚼,常读还能常新;
2、文笔译笔都相当漂亮;
3、这是一个人书写的史书。说起来音乐史写作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悖论,一方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人能够成为所有时代的研究专家,所以,一个人写的音乐史在内容深度上、资料丰富上无法与由一群各时期专家合写的音乐史相比,一个人怎么干得过一个团队呢。可邪门的地方也在于此。另一方面,合写的音乐史注定无法成为经典的音乐史,因为音乐史写作中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切入视角、资料选择,合著是无法做到真正统一的。更何况,每个人的文笔参差不齐,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所以,能成为经典的音乐史著作,注定必须一个人写。
因为喜爱,所以我打算慢慢开始做一个长篇,一个《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读书笔记。这个笔记有可能是注、也有可能是疏,也有可能是随感,总之,我打算把它做下来。慢慢读,慢慢写。一边读,一边写。
序言里朗主要谈了他的修史观以及写作本书的意义。并不长,目测2000字左右,但写得非常精彩,很多句子经过几十年大浪淘沙都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经典名言。我恨不得把它从头到尾抄一遍。
朗一开始就谈到了音乐的特殊性,认为尽管时代精神会反映在艺术中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存在某种统一的时代精神,它固定不变地表现在每门艺术中,并传达给我们相同的内容和意义。相反,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的是各类不同艺术的意义总和,它们的综合才能构成时代的艺术精神本质”。在朗之前的将近一百年,汉斯立克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抨击的是黑格尔,自以为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美学体系,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音乐问题,错。音乐有着它太多特殊的美学问题。汉斯立克抨击黑格尔,是在为音乐美学辩护。而朗谈到他的修史立场,毫无疑问是在为音乐史做辩护。音乐史既不是某种美学的附庸,也不仅仅是某个大时代的附庸,音乐有它自身的发展历程,而这样的发展历程,才构成了艺术史和艺术精神的一部分。朗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今天音乐史学界的共识。
关于音乐史家该做什么,朗说,“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析横亘在我们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各种因素”。于是,朗谈到了两种常见的音乐史研究的对立,一种认为音乐史主要是研究音乐形式,另一种则主要解释一些形式之外的周边。朗认为,“然而,在公正的评价中,两种方法必须始终保持平衡。”从这一段话中,我想起了杨燕迪老师的一些文章和句子,比如《音乐的质量判断》……很明显,杨燕迪老师的写作深受朗的影响,不仅是内容,还包括形式。
在没有任何衔接的情形下,朗突然就谈到了艺术家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时代绝不会只产生一种风格。某个伟人支配同代人,但如果仅仅被这一伟人所束缚,我们也许会失去整个时代的重要意义。考察个别人物,追循他的发展,但如果没有更远大的目标,就会损害对艺术发展的真正理解。”接着,他举了那个著名的例子,“歌德逝世之际,瓦格纳已近二十岁;佩格莱西的喜歌剧为音乐开辟新的远景时,巴赫仍坚守复调的信念,并为复调音乐的力量作出最后的证明;贝多芬翱翔在古典交响乐大厦顶端之时,韦伯正在开创德国森林和夜景童话恐怖气氛的浪漫主义风格。贝多芬、舒伯特和韦伯同时生活在19世纪头三十年。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将贝多芬和海顿与莫扎特放在一起,把这三位个性迥然不同的艺术家称为‘维也纳乐派’。规定了贝多芬的地位,我们随后才可能称另外俩人为‘浪漫主义者’——其中一人辞世只比贝多芬晚一年,另一人甚至比贝多芬还早一年。”
艺术家和时代的问题,朗没有收手,花了很大的篇幅接着谈,基本上涉及了从远古到19世纪的各个时代。可是朗却并没有直接用文字解释他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如果简单理解的话,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音乐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朗在这里谈。但如果要解读一番,朗通过这个问题真正要谈的,是音乐史本身的复杂性和音乐史理解容易出现的误区,以及由此体现的音乐学的价值。就拿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学的音乐历史告诉我们,贝多芬是古典主义者,韦伯是浪漫主义者。从风格上讲这样的划分是对的,是不错的,可是这样的划分却遮蔽了历史的事实,它把贝多芬和韦伯变成了两个时代的人。事实上韦伯比贝多芬还早死一年呢,时间关系上这两个人可完全是同一个时代!可是那怎么办呢,音乐史可以不划分时代吗?不可以。那么怎样做才能够两全呢?要想平衡地“解析横亘在我们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各种因素”谈何容易!
正因为这样的复杂性,朗谈到了很多对过去发生的音乐历史容易产生的偏见和误区,当然,确切地说,其中也包括音乐史写作的误区:“虽然可以用技术术语勾勒发展的线索,但是得到的画面却可能支离破碎。”“绝不能把这些音乐家从他们的环境中孤立出来,随后讨论他们的奏鸣曲形式或者管弦乐法”“因此,人们称中世纪音乐为原始的和欠发达的艺术”“……我们的音乐知识和趣味过分狭隘,因此如果试图理解‘巴赫之前’的音乐和其他艺术,便会陷于迷惘”。
写音乐史,难哪!面对错综复杂的人和事,既要做选择题,又要做判断题,最后才是论述题。
朗的意思大约是,在音乐史的写作中,作曲家、音乐(主要指形式)、时代三者不可偏废。偏废任何一个都会伤害我们对音乐历史的理解。如果只谈时代,就伤害了音乐;只谈音乐技术的发展,则会让我们看不清技术;如果只谈作曲家,与真实的事实又是不符的`。正确地做法是,在大时代之下看音乐,在音乐之下看作曲家。当然,这意思完全不是说时代最重要,作曲家最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样一个顺序审视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看清毋庸置疑地伟大的作曲家们。
但!前面所有说的这一切,没有音乐学家的工作,我们就根本看不清楚。我保罗·亨利·朗写这本书,就是希望让我们把这一切看得更清楚。我前面写的这句话,就是本文最后部分的中心思想。坦率地说,朗从第二部分衔接到最后部分的写作方式不是特别好,他把写作的话题从远古中世纪直接引入音乐学容易引起误会,让人看不清他前面是要谈音乐史写作还是音乐史本身。
我最喜欢结尾部分的两段话,读过不下十次了,每每读来都分外感动。“正值此时,现代音乐学到来。它希图拯救、发掘、解译和说明过去的音乐,并用现代编订版本使之为现代公众所知。过去几代人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由众多学者参与,体现了人类的独创和博学。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所有这些劳动的成果,以教徒一般的虔诚态度履行职责,从中得到精神财富。”“这是一部有关音乐怎样参与西方文明进程的编年史……我总是在寻找伴随史实和艺术成就所出现的泛音,力图看到每一个细节背后所有创造的心灵为了清晰表达和情感表现所作的搏斗。一个活着的人企图去接近一个时空遥远的陌生灵魂深处,他发现自己有了明确的线索,借此他重新构筑起过去时代的景象。”在这两段话里,我读到了音乐学家的神圣职责,还看到了一个伟大音乐学家的高大背影。
简单地来说,如果要我解读朗格的这篇序言,我觉得他就谈了三点,音乐史家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份工作有多难,但这份工作又有多么的伟大。写到这里,平胸而论,我脑海居然浮现出了范冰冰那句话“你经得起多大的诋毁,就经得起多大的赞美”……
夏克立和安娜培养了夏天和诺一,这两个孩子简直是美好人格的范本。可以从西式教育中借鉴什么,汲取什么力量?这就是《爸爸去哪儿3》给我们的重大命题。
夏克立教育出最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夏天。夏天说,爸爸告诉她,公主的意思是,要有礼貌、懂得分享以及帮助别人。
而安娜教育出最完美的小王子诺一。如果说其他孩子参加的是《爸爸去哪儿》,诺一参加的则是《宝宝去哪儿》。当被分到烂房子时,刘烨忙着吐槽,诺一则吭哧吭哧生火去了。刘烨躺在床上,诺一叮嘱他,这是分给你的牛奶和给你玩的橡皮泥。
夏天和诺一简直就是美好人格的两种范本。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孩子非常稀缺?
“中国很多小孩是单亲家庭吗?为什么很少看到他们的爸爸?”
中国爸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形爸爸——在小区游乐场、在公园、在学校家长会上,最常出现的,都是妈妈,爸爸成为一种稀缺的存在,以至于很多外国人来中国都会提出一个质疑:“中国很多小孩是单亲家庭吗?为什么很少看到他们的爸爸?”
《爸爸去哪儿3》的第一集就阐释了这个命题。一上来,4个中国爸爸都坦承平常陪孩子的时间不够。密室考验,中国爸爸多少都有点儿不知所措。
胡军跟康康有过一次很走心的谈话,胡军告诉康康,他并没有偏心姐姐,他也很爱康康,然后承诺:“以后爸爸争取多陪陪你,好不好?”康康:“嗯。”然后他掏出爸爸的手握紧。
康康表达的,不过是很多中国孩子的共同心声,希望得到爸爸更多的陪伴。
一项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中国孩子认为爸爸陪伴他们的时间远远不够,平均每天不超过一小时。爸爸的时间成了孩子们的奢侈品。一个孩子说:爸爸,你现在陪我1天,将来我还你100天,好不好?另一个孩子说:爸爸除了忙就是在家接电话、看电视或者上网,偶尔逗我玩一下,他简直不像我的爸爸,倒像邻居家的叔叔嘛。
在中国,陪不陪孩子,从来就不是评判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爸爸为什么不陪孩子呢?因为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有啥错。
一方面在中国,陪不陪孩子,从来就不是评判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不仅不会成为一个男人的污点,反而是一大功绩——人家为了工作都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了,多“伟大”、多“崇高”啊。大禹治水的故事不是还广为传诵吗,三过家门而不入,听上去是敬业啊,大家争相模仿,这背后,有多少被稀释的父爱,又有多少有爱饥渴的子女?
另一方面,陪孩子的男人不仅不被赞赏,反而与窝囊、娘炮、没出息等负面词汇相关。按照直男癌的说法,一个男人要多low才会成天待在家里陪孩子啊,这不是娘们***\'事吗?我陪孩子了,我老婆干吗?这不是抢她的活儿吗?
所以,成功人士不陪孩子,因为忙。丝也不陪孩子,因为不屑。
潜意识里,他们似乎觉得跟孩子若即若离,还显得挺酷。因为在大部分中国男人看来,为孩子赚钱,比亲自陪孩子,更成功、更高级、更有面子。
男人真的忙到一分钟都没有吗?忙是不在意一个人、一件事的借口,像早教专家小巫说的,没有任何一份工作能把人24小时都赔进去,只有重视与不重视。如果你把孩子当成最重要的会议,再忙都能抽出时间。
当爸爸必须做出价值选择——最重要的是时间上的选择
反观欧美,爸爸要陪小孩,这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在欧美,抱孩子的、牵孩子的,往往是爸爸。看看明星街拍吧,中国男明星几乎没有拍到跟孩子在一起的,而贝克汉姆、布拉德·皮特、汤姆·克鲁斯这类全球顶级帅哥,常常是以标准奶爸的姿态出境。就连奥巴马,都会动不动提到自己的女儿,显得自己是个多好的爸爸,可见在西方,家庭在价值排序中占有多重要的位置。
夏克立就说,他花了很多时间陪夏天。当他决定要小孩的同时,就非常明白,宁愿牺牲工作上的成就,也要给孩子充分的爱。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之前,欧美社会跟我们现在一样。社会学家罗伯特·格雷沃在《美国父亲的责任》一书中提到,美国父亲也并不认为应该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那时候,父亲还是father——工作、赚钱、有事业、有责任,是一家之主。最近二三十年,父亲们则越发“贪恋”孩子与家庭生活,对照顾孩子与做家务津津乐道。
很多人说,林永健的教育方式简直就是童年阴影。而这就是中国式父亲的典型状态。
夏克立为什么是个好爸爸?从他五彩斑斓的指甲就能看出来。有几个中国爸爸愿意让孩子给自己涂指甲,并且得乱七八糟?
疏离才是威严,威严才是爱,这是中国式父爱的标准。所以中国爸爸在孩子面前,总是端着。
因为他们要扮演那个“正确”的爸爸。正确是什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是他提出命令,让孩子服从。更极端点的,像典狱长和囚犯。
康康非常大气懂事,可作为一个孩子,很多时候让人心疼。因为他哪怕在最亲的人面前,在胡军面前,他的状态也不松弛,特别隐忍。因为胡军也总是端着啊,林永健就更夸张了,所以当林大竣犯错,他训斥一番,头也不回就走掉。
很多人认为西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消息。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
第一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
第二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我们的权力;
第三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
要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有三大重要的法宝:
用新闻报道来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虚构你的现实,
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
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反精神“殖民”,关键在于觉醒,郑若麟先生建议:
首先,要打赢这场精神决战,我们要重温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来抵御对我们的种种“洗脑”。
其次,我们要树立以民族自尊为特征的自我意识。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中国不仅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也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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